震撼人心离职演说
时间：2020-11-23 12:27:18 来源：勤学考试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震撼人心的离职演说
震撼人心的离职演说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徐斌 2002 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
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
2004 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
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
一振呢。我只好笑着答应了。
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
合这个行政职位了， 2009 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
评估中的作为， 公然全体造假， 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
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
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
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 ZF 、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
可是学界大忌， 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
我想到斯诺夫人 90 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 ZF 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
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 **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档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 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
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 “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
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今天上午
听学校一位老师说， 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
最近我去东北讲学， 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 国的教授、 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
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
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 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 不当你一回事儿。
我亲历过一件事， 2006 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
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
以能让别人尊重。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
盾。我无法像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
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
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
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
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
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
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
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
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中国最大的问
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
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
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
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我选择了批判
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 2006 年本科教育评估，
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
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
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
2008 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 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 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 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 年底续签增长 20% 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
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