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马克思主义论文14篇

马克思主义论文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英文标题】MarxsTheoryofPracticeandMarxistPractice【作者简介】(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马克思主义论文14篇,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实践

【英文标题】Marx"s Theory of Practice and Marxist Practice

【作者简介】(法)汤姆·洛克莫，美国杜肯大学哲学系教授。

130年前，马克思就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很多理论至今仍是我们的研习对象。马克思毕生致力于思考西方所谓的理论和实践(Praxis)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哲学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状态走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马克思的理论不会自动实现，它的实现将取决于人们对其感兴趣的程度。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某种阐释，这构成了试图通过恰当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实现马克思的立场的种种努力。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及德国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的理解是十分复杂的。人们引述它的次数远比分析它的次数多。这种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却不知甚解的状况使得许多深受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鼓舞的人也搞不清楚个中要义。比如，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题目中，其所指的其实是“关于实践”的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并不是实践的一种形式。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因此，这种说法通常只是指出问题的所在，而不是去解决它。还有其他一些遗留问题比如怎样去理解实践、怎样将它作为一种标准去衡量真理、标准意味着什么，以及怎样去理解真理等等难题都有待进一步澄清。

马克思所关注的正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的问题。他的这一思考，以各种形式并不同程度地展现在他的相关著述中，其中涉及他与黑格尔哲学的复杂关系、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论，以及他对19世纪资本主义各个方面的批判（如他的异化理论）等等。

在其早期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著述中，马克思最初论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极其复杂，至今仍然很少有人能完全予以真正厘清。个中原因部分源自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评论者(Marxist commentators)之间的悬殊——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天分很高并受过系统训练的哲学家；而马克思主义评论者通常并没有哲学天赋，甚至都没有接受过哲学训练。

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区分出它的不同阶段，包括：马克思全面贯彻黑格尔观点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阶段，一系列批判黑格尔的早期著述时期，以及后来在构建马克思自己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时对黑格尔的某些观念（首当其冲就是理解社会现象的辩证法）的积极评价和运用阶段。

当马克思还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的时候，黑格尔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而谢林对自然哲学的关注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依然停留在以一种特别的黑格尔式的方法去接近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阶段，而并没有关注理论与实践问题。

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典型观点，是在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并构想他自己最初立场的过程中出现的。无论是在其早期著述中对黑格尔的批判，还是在其后期著作中对黑格尔的概念挪用，对马克思来说，这都是为了聚焦于关注具体的人，而这是黑格尔所忽视的。

马克思早期对黑格尔的批判后来集中体现在他的现代国家理论中。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1821)中概述了相关论点。受费尔巴哈的启发，同时也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受黑格尔的启发，马克思对黑格尔展开了最初的批判。

费尔巴哈认为，哲学的批判并不是为了打破而是为了实现之前哲学的内在目标。这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主义。在其早期著述中，黑格尔就已指出，康德的批判哲学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思索，但他却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应该根据精神而不是文字去理解批判哲学。黑格尔将康德的这一建议应用到批判哲学之中，区分了康德意义上的精神和文字之间的差异。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理论原则上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idealism)，在实践中无法予以落实。为了实现它的意图，批判哲学需要将康德的精神与文字相区别。对于黑格尔来说，完成了这一任务的正是费希特。因为是费希特接过康德的遗产，将批判哲学的精神继承了下来，这意味着一个持续的哲学传统的薪火相传，即后来的思想家总是在早期思想家的基础之上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并藉此实现先前的理论精神。

马克思在1843年所写的三篇批判黑格尔的早期著述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沿用了黑格尔的这一方法。要想厘清马克思思想立场的演变，就有必要详细考察包括这三篇著述在内的所有早期著作。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阅读黑格尔来反对黑格尔，并形成了一种运用费尔巴哈式的语言来批判黑格尔的黑格尔主义方式。马克思描绘了黑格尔未实现或尚未完全实现的东西，即先前的立场可以通过另一种哲学理论得到改善甚至实现。

以一种快速的方式，借助于宗教和哲学评论，马克思强调了人的自我实现这一《法哲学》（黑格尔）的核心。在马克思的解释中最有趣的或许是他认为，在哲学实现自己的过程中，哲学将会被消灭。马克思在这里将哲学的功能描述为旨在实现人类之善，这会受到宗教的阻碍，但却可以通过揭露世俗的人的自我异化的形式来得以推进。①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认为简单反映当时情况的哲学形式，与将被德意志国家所例证的黑格尔派理论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代表了那个时代人类自我认识的制高点，只有它才能提出人类自我实现的理想任务。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没能考量“现实的人”(real man)这一概念，而这一任务则只能通过实践活动来加以解决。

在《____的本质》(1841)中，费尔巴哈指出，宗教是人类活动的自我投射(projection)，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以人、而不是以上帝为核心价值观。马克思认为，人创造出的宗教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个关于人类自我实现的幻想。因此，他反对中立的哲学观，认为哲学的本质旨在实现人类之善。宗教的批判旨在揭露宗教的异化，而哲学的任务则在于揭示人的自我异化的世俗形式。

马克思随即提出要在（正统）哲学（即与社会毫不相关、甚或有害于社会的哲学）与那种基本上服务于人类的哲学之间进行区分，以黑格尔的（所谓“官方的”）国家理论为代表的正统哲学仅仅旨在保持现状。根据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似乎只消通过在想象中否定现代社会是人自我异化的产物这一假想的方式就可以达到缓解人的自我异化的目的。马克思则认为，异化是人自我强加的结果，他认为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答案不在宗教中，而在我们自身之中。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的政党”或他的青年黑格尔派同行错误地认为“哲学的否定”在实现它自身之前是不会发生的。②为什么呢？因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用一个真正的社会世界观来取代那个虚假的哲学世界观。而所谓的理论上的党（也被称为右翼黑格尔派）则犯了相反的错误，即他们认为不用消灭哲学就能实现哲学。③

至此马克思在该著作中提出了两个主张：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消灭哲学才能实现哲学。如果我们还记得，德国的哲学是德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表达，这表明，一种哲学观由于它所面临的社会人物是有限的和可解决的，因此这些任务的完成（正如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就意味着，它将不复存在。

马克思现在则将他的“不实现哲学就无法废除哲学”的观点应用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身上。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其实并不重视“现实的人”(real man)这一概念。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解决，因为理论的任务（如人的自我异化的问题）唯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解决④。解决的方法就在于要认识到，人必须首先改变阻碍其自身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环境条件。马克思指出，当代革命始于哲学家（也即他自己）的大脑。他断言，哲学（基于他自己的立场）将会打破德国目前的现状。换句话说，只有先解放人，政治上的解放才有可能性。他进而认为，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而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当且仅当这一解放是由一个能代表社会整体的阶级所领导的话。因此，至少在德国，解放是否可能，将取决于市民社会中的某个阶级的存在，“它通过解放全人类来解放自己”⑤。

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马克思只是假设需要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阶级，即它可以解放所有其他的阶级，而且这个阶级的出现将会废除社会的阶级结构。这等于是给真正的人的自我解放的一个必要条件打上了哲学的“折扣”。马克思于是开始思考人类解放的现实条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解放问题。其次，马克思并没有指明这个阶级已经存在，而是说这个阶级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才刚刚开始在德国出现。要之：工业社会的正常发展将会导致特定生活方式的终结。到底是哪种生活方式呢？这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或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生产方式，其维护的是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制，因此无产阶级就不会接受这种生活方式。

马克思总结了其哲学分析中的革命信息，目的不仅在于描述他生活的时代的社会现状，更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还断言，哲学将通过无产阶级来实现它本身。人类自由（此乃黑格尔的目标）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这继而又将会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终结。反过来，其自身存在源自于阶级结构的无产阶级在意识到哲学的目的之后也会走向终结。⑥

在这一文献中，马克思并不认为我们必须离开黑格尔，他也并不认为我们需要超越黑格尔。相反，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通过另一种理论来实现黑格尔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的那句著名的话告诉我们，只有消灭哲学才能实现哲学，只有实现哲学才能消灭哲学。这似可理解为，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必须通过另外一种哲学理论才能在实践中得以实现。

论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在这里打破了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方法，这一做法在西方哲学中十分普遍，例如在康德的道德论中，所有的实践问题都有赖于理论的解决。⑦而马克思则拒绝这种纯粹诉诸理论的解决方案。他认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应是哲学的中心议题，因此哲学在没有被人们实现之前是不能被废除的，而人们实现哲学的途径却并不在理论上，而只能在实践中。马克思的这一观念延伸出诸多问题，如对黑格尔理论的解读、作为一种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进行哲学解释的马克思理论的地位问题、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实践问题，或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实践与理论关系的实际实现问题。

就理论与实践的哲学关系总问题所展开的相关讨论，最终总会回到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曾把劳作(poiesis)、技艺(techne)和实践(practice)分开，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用语早已随着时代和历史的更迭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马克思最为关切的则是如何通过社会实践实现理论的目标。

德国唯心主义一直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先是康德提出了这个问题。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康德先后给出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哲学观，即在所谓学院化的哲学观（旨在关注纯粹逻辑上的完美）与哲学家的世界观之间加以区分，他反对前者而赞同后者。康德把哲学称为“所有认知人类理性本质关系的科学”⑧，这似乎意味着哲学家并不存在，因为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个任务，唯有道德可以实现人类的天职。康德的主要观点是：哲学家就像“理想的老师”⑨，致力于实现人的完美，其最高形式是道德。在康德看来，若无人具备此条件（即在道德上是至善的），那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可以胜任康德意义上的道德老师的角色，因此也就没有人能成功地将学院化的哲学观予以世俗化。换句话说，康德的观点未能表明怎样在实践中实现哲学。

在上文中所论及的有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重要论述中，他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实践问题都有一个独特的理论解决，这实际上就是将实践吸纳（或再吸纳）到理论中。康德不满意这样的观点，后来还试图进行修改。在《判断力批判》中，他进一步就此提出了看法，但无论是理论理性之于实践理性的从属关系（或大致类推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还是理论与实践借助于审美理性的彼此关联性等，都无法令人满意。

总之，康德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处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虽然他认为道德也即实践理性是人类最大的成就，但他未能考虑到它的实践可能性。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他对实践理性进行了最重要的分析，他认为道德需要自由，但同时他也承认自己没办法予以证明。

黑格尔则把哲学看做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its own time comprehended in thoughts)⑩，即认为哲学是从历史时刻的视角去回顾性地把握所发生的一切。在那句著名的话中，黑格尔指出，哲学总是具有滞后性，“当哲学用灰色的颜料绘成灰色的图画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到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1)。哲学思想总是跟随在对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进行哲学考察之后才出现的，因此这对于改变业已发生的既定事实来说已经为时太晚。所以这些哲学思想只能在日后通过改变世界来实现自身。总之，哲学家所构思出来的各种观念，有待于在社会实践中来实现自身。

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

上述简评表明，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哲学理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分析。马克思所做的，就是那句著名的号召，即呼吁改变世界，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理解哲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他也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在实践中实现他的理论。

康德和黑格尔都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然而他们都还停留在对于这一关系问题的粗略理解的层面。针对同一问题，马克思的理解则更为深刻，因为他不仅试图把自己的理论与社会实践以某种费希特的方式联系起来，而且正如他所明确指出的，还力图超越单纯的解释世界的工作，转而诉诸对世界的改变。关键在于如何做到这点，如怎样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的理论乃至改变世界——这样的改变并不只意味着理论的苍白无力。

其可能性很多，如下三种观点似更可信：其一，认为哲学实现了它自身；其二，认为马克思或许已经找到了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其三，认为为了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的立场，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对其进行再解释、修改或补充。

第一种可能性意味着（似如黑格尔所表明的），哲学可以实现其自身，所以，如果马克思的立场是哲学的、或者基本是哲学的，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它现在正在、或将来一定会自我实现。

显然，马克思的思想之所以可以吸引（且继续吸引）诸多人群的理由是各不相同的。虽然对他的理论感兴趣的人时多时少，但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其信众似乎越来越多了。然而仅仅是对马克思的立场感兴趣尚不足以证明它正在或已经被正确地实现，因为我们不知道哲学的自我实现意味着什么、是怎么发生的。

第二种可能性经常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相关联，即马克思认为：因受周期性危机影响，不稳定的资本主义最终会走向灾难性危机。这意味着确信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最终会被自身压垮。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都表明，资本主义会由于生产过剩和日益严重的贫困（或所谓工人的“贫困化”）而遭受经济危机。

显然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消亡，而且当前的全球经济衰退（始于2008年）似乎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分析模型。因为这场危机不是由于生产过剩或日益严重的贫困导致的，而是贪婪的银行家和其他金融集团的既得利益者占据了为自己、而非他人谋取暴利的有利位置所致。(12)这表明，经济危机理论急需予以更新和扩充内容，即有待将马克思当初尚未预料的情况加以广泛考量。

第三种可能性涉及重新解释和通过马克思主义来发展马克思的立场（常带有在实践中予以现实化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对马克思著述的解释所构成的，其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者所撰写的大量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研究性著述，也包括他们所撰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原理（即其规范形式）的相关著作。最初为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形式做出规定的是恩格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既然走进马克思的主要途径一直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需要加以考量。恩格斯描绘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抛弃了哲学而创立了一种新的科学的鲜活场景。随着恩格斯的实证主义化倾向以及其间接声称正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立场中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变得更加重要。

还有一种可能性，即所要区分的不是科学和哲学，而是哲学的科学与伪科学形式。在哲学界这种说法很普遍。有人可能会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摒弃哲学，而只是在哲学方法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的水平。所以完全有理由把马克思的理论理解为一种哲学。然而，无论它是哲学的科学、科学的哲学，还是纯粹的科学，都很难看出它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其所谓的科学地位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实现自我。

马克思—列宁主义(Marxism-Leninism)采取了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来改变世界（当然通过马克思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形式，聚焦于共产党的核心作用。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将自动解体。而列宁则认为这是由于共产党中央组织所发挥的革命先锋队的作用所致。由列宁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马克思理论的现实化增加了政治维度，更确切地说，列宁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看法是在政治框架中提出的。列宁以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先锋队理论来补充马克思的理论，从而拉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序幕。

列宁对共产党的核心作用的具体强调显然是对马克思立场的进一步发展。卢卡奇后来又提议，这是一种可行的、在马克思立场的基础上超越马克思的道路，正如有理由超越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思想做所的先驱性解释一样，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13)（包括为了在实践中实现它）。

该是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本文指出了这一问题在理论上以及首先是在实践中所涉及的如下三点：第一，早期的马克思认为，主要有两种哲学即关注实践问题的哲学和不关注实践，因此与实践问题无关的哲学。对实践感兴趣的马克思，通过对实践问题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形象，即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解决实践问题并借助于实践来实现哲学。在这一点上，他的目的并非采用科学方法离开哲学，而是用哲学来解决实际问题；第二，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观构想并没有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因此它尚待自我实现；第三，至今为止，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许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试图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唯一一次严肃的实践努力。

实践观之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已是公认的事实。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必须被科学替换，可以被解读为：哲学理论应该被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所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可以被理解为：旨在打造实现马克思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一种方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包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实例，其一是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其二是伟大的中国革命。

随着苏联的解体，苏俄试图在实践中实现马克思理论的实践尝试宣告结束。而中国在困难的条件下至今仍在进行这一伟大的历史尝试。马克思的设想能否在实践中实现，能否在中国实现尚需拭目以待。

不断努力以巩固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当代中国的核心任务。因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导致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变革，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今天的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道路从战争时代向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会存在许多前无古人、亦无现成答案的问题，人们无法通过理论，只能通过实践来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的理论能否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实现，还有待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时代延续到我们的时代的伟大尝试，即试图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实现马克思的愿望。我们对此满怀期待。

[本文系作者受中国政法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CWM)之约而作，并经作者同意授权公开出版其简体中文版]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 B. Bottomore, with a new foreword by Erich From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 44, p. 50, p. 50, p. 52, p. 58, p. 59. 也参见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10、11、17、18页。

⑦"On the common saying: That may be correct in theory, but it is of no use in practice," in Immanuel Kant, Practical Philosoph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ary J. Greg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3～310.

⑧⑨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 867, pp. 694～695, p. 695.

⑩(11)G. W. 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H. B. Nisbet, edited by Allen Wo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 p. 23. 也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版，第12、14页。

(12)Richard A. Posner, 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Georg Lukács, Lenin: A Study of the Unity of His Thought, translated by Nicholas Jacobs, London: Verso, 1970.

来源：《江海学刊》（南京）2013年4期 作者：汤姆·洛克莫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2

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又具有显著的本土性，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如我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本土性特征的具体显现。

在人类社会迈入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世纪之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认真学习、全面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3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西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创立的理论体系，主要以唯物主义角度编写而成，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成果，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在革命和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它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以改造现实为己任的一种思想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要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不断变化，才能发挥其威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但它只是提供了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要想让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发挥作用，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并灵活掌握和运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过程，就是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换句话说，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让其在中国发挥真正的引领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意义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

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拥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这样的民族才能建立起繁荣富强的国家，通过实践证明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发现适应于不同时期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才能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成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在这一精神支柱的引领下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断奋斗。

2、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倡导下，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在长期实践积累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相结合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伸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科学体系，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但由于当时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封建思想仍然在社会中处于主流地位，深深的渗入到了民族文化中，而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封建思想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都很激进，但是他们磨灭不掉封建道德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了一定阻碍。党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这一思想武器并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面临的问题，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才真正被认识到。

1、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重要问题，但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面对中国革命大起大落的复杂形势，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首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所证明的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总结。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个人崇拜和思想固化，重新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并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转移，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同时在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时代的国内外形势和面临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新要求，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中共会议上，我党提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在我党历史上第三次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新时期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宝贵的精神财富。

结语

马克思中国化的每个重大理论成果的取得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此，我国应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指导，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现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4

浅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坚持

[DOI]10.13939/j.cnki.zgsc.2015.45.168

1 引 言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建立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化。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历史局限性，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冠以帝国之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加之统治者盲目乐观，其实已到历史发展的尽头，光彩夺目的“盛世繁华”背后映衬着的只是落日余晖。终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首先撕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军队不堪一击，中国自此开始逐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的中国屡遭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华民族蒙受着空前的屈辱和灾难。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严峻局面，多少仁人志士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历经千辛万苦，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民族赞歌。但无论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是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亦是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戊戌维新派，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竟路在何方？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2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

马克思主义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想。要将理论变为现实，实现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活力，不断与时俱进，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所在。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时面临着“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相互结合、双向建构的互动关系，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并把它改造融合为自身成分；必须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出相应的调适；必须随着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不同阶段的条件、特点、任务而发展自身。同样，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全面认识，从而真正把其精髓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始就信奉马克思主义，把其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史。中国共产党94年的发展史表明：解决中国的时代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不行，但是忽视中国实际，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行。

土地革命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盛行，他们不顾中国国情，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关乎存亡的危机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型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经验不足，照搬他国模式，在此过程中我们走了弯路，付出了巨大代价。““””结束后，中国何去何从，历史又一次将中国推到了十字路口。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正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进入新世纪，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深刻变化，我们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中国化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们既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以新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4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的实际，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党在那个特殊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背离了中国实际，背离了时代特征。

当下，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一项极其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建成和实现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新阶段，意味着我国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我们唯有在认真分析国情、民情，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搏的基础上，紧紧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我们唯有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以理论创新为先导，以发展的理论推动和指导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难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特色，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

5 结 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课题。历史上它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新时期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出现各种争论和斗争。但无论遇到何种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郭建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3]刘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4.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5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标志我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党中央领导才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探索中，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1928年开始，为解决大革命失败后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1930年针对教条主义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初步探索，形成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思想雏形；长征胜利后发表《实践论》等著作，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42年在延安整风中，发表《反对党八股》等文章，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3]

(二)邓小平理论

主义建设与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一飞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仍处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的新形势，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对新时期如何建设一个思想上、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新阶段特征，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重大时代问题，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四)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6

今日马克思主义

我们能够——在《共产党宣言》130年和《资本论》110年之后——为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勾勒一份类似于资产负债表的东西吗？当然可以，因为我们不仅就马克思主义有了 历史 的眼光，而且有了关于它的胜利、失败和悲剧的长期经验。也许，这也是因为我们从今往后就一直要生活在一个危机、它的危机中——生活在一种有助于驱除一切幻想，并迫使我们全神贯注去接受现实的无情考验的处境中。1

那么，今天，关于那个最根本的、却又可能一直不被理解的马克思，我们能记住些什么呢？

这里首先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马克思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这句话已被当成体现着要求读者“自己思考”3的自由精神的妙语，它实际上带有很重的份量。马克思不光是事先一直反对把他的著作解释为体系、解释为新的历史 哲学 ，或解释为终于发现了的 政治 经济 科学 ——由一个“作者”（马克思）生产出来的具有总体 理论 （马克思主义）统一性的作品。马克思不光是在宣称《资本论》不是“科学”，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时候一直拒绝这种自以为是。而且，他在这样做的同时，甚至就改变着“批评”或“批判”这个说法的意义。针对这个——被理性主义传统责成要把真实的东西从虚假的东西中解救出来，或者要代表真实的东西来谴责虚假的东西的——概念，马克思强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建立在阶级斗争之上的使命：“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无产阶级”。4而通过这些言词，他还拒绝了那种在传统意义上把他假定为上述批判的知识分子“作者”的观念。

这些见解使我们回到另一个事实：正是在工人阶级运动中——通过分担它的实践、它的希望和它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才从根本上改变了，成为“批判的和革命的”5。这不止是观念史上简单的一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它已经成为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政治争论的赌注。当考茨基在德国 社会 民主党的全盛期（1902年）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学”的唯一守护人生产了出来，并“从外面被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时，当列宁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中，甚至也拾起了考茨基的提法时，6他们正用一种最成 问题 的解释在暗示马克思的思想。提法不过是提法。但它能够使一种政治倾向具体化，同时使某些历史实践得到辩护和加强。在科学理论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生产出来，并“从外面被灌输”到工人阶级运动中的这个观点背后，存在着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党与群众运动之间以及党的领袖与普通战士之间关系的一整套观念，这套观念通过以上种种分离再生产出资产阶级的知识与权力形式。

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是学术上训练有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出身并不必然是命运。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角色定义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那个现实命运，是在他们的直接经验——马克思对于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政治斗争的经验，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被剥削状况和宪章运动的经验——中彻底表现出来的。在他们“早期著作”的矛盾中，我们可以跟踪他们逐渐投身进来的那些阶段；我们甚至还可以确定那“一刻”——在《1844年手稿》中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戏剧性遭遇之后，他们“意识”到需要彻底追问那些塑造了他们的原则，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变换场所”，以及为了这样做而“把[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7这“一刻”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惊人的、象谜一般的句子中开始体现出来的——它只是一个无尽的探索过程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在1848—49年的政治斗争之后，在《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雾月十八日》（1852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第一国际的创建（1864年）中，接着在《资本论》本身（1867年）和《法兰西内战》（1871年）中持续着。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考茨基的提法：马克思的思想是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在那个运动及其立场的基础上形成和 发展 的。正是由于来自在斗争和矛盾中惨淡经营起来的工人阶级运动内部，马克思的思想才能从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圈子普及到大型的群众性政党中来。

我们在由考茨基系统地重申并且列宁也援用了的、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著名论点中发现了同样可疑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属于那些具有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我们所说的“三个来源”）教养的知识分子之列。然而，把马克思的思想归结为这三股潮流的汇合就是向观念史的陈辞滥调屈服，从而无法说明促成这一相汇并把它改造为对于自身组成要素的“革命性批判”的政治-理论基础。黑格尔、斯密与李嘉图、蒲鲁东等等当然构成了马克思不能不顾及、不能不由以出发的历史视野，也是他注定要进行加工的原料，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却在于戳穿它的意识形态门面、打乱并重整它的原则、洞察它的另一面——它那藏匿着的现实。为了到达这另一面，恰恰就要“变换场所”，而且要采取另一种立场、一种“代表……无产阶级”的“批判”。把这场思想革命的历史归结为“三个来源”的简单汇合，说到底，就是把马克思看成一个所谓“作者”——他知道怎样对他头脑里凑在一起的要素进行结合，例如，通过把黑格尔运用于李嘉图，建立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就是认为马克思可以不触动其结构而使这三个要素中的每一个都“用脚站起来”——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使哲学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再使法国社会主义的幻想成为一种“唯物主义”历史哲学或——作为那种弥赛亚主义的实践版本——成为一种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具有这种完成形式的这些提法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的。不如说，它们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并且自第二国际以降，它们就表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官方定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然而我们的确在——因为不得不对尚未命名的事物进行思考而在矛盾中斗争的——马克思那里找到一些因素，它们为这些提法的出现打开了方便之门。我们找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使黑格尔辩证法“重新用脚站起来”8的（费尔巴哈的）主题。我们的确找到了——越来越受到批判，但还总是作为一种基调存在的——体现为确定生产方式“演进的几个 时代 ”相交替并通向共产主义透明性的某种历史意义、历史哲学的观念。9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继“必然王国”之后的“自由王国”这种唯心主义的表述 10 ——即个体的“自由发展”由以代替种种社会关系，使后者像国家和商品关系一样变成多余的这一共同体的神话。

这些主题的或隐或显的唯心主义不仅出没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名副其实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而且出没于1859年《序言》的进化论（诸生产方式的“演进”交替）和在葛兰西喜爱的名言中同义反复着的终极目的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11同样的唯心主义以远为狡猾的形式出没于《资本论》本身。我们已经学会从《资本论》——无论如何都会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表达方式”12中辨认出那个虚构的统一性；因为需要从对价值的抽象出发，就是说，需要从可通约性领域所预设的同质性出发，而不是事先把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确定为这个表达过程的条件，所以上述统一性从一开始就被强加了进来。

如果说“开头”的问题对马克思来说是件麻烦事（“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13），如果说他给自己强加了把对价值的最大限度的抽象作为强制性起点的观念，那么这也是某一特定的科学(Wissenschaft)观念——即关于每一思维过程(Denkprozess)为了求真就必须服从的形式条件（例如全部知识，因而还有对知识的表达，都必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观念——作用的结果。显然，黑格尔就停留在关于真的必然表象(representation,Darstellung)或表达形式的这种幻想之中。

关于真思维形态的这种哲学观念，其 影响 可以确切地在《资本论》中一一指出：例如在把剩余价值作为生产出来的价值与生产过程中预付的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而用算术 方法 加以表述的地方。14从表达顺序出发、被扣除法以这样的形式强加进来的这种表述，便可以导致对剥削的经济主义解释。但剥削无论如何是不能归结为这种剩余价值的，它必须在其具体形式和条件中得到思考。这也就是说，它必须一方面在劳动过程无法缓解的紧张状态（扩大、强化、划分）和劳动组织的分工与规训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消费、住房、家庭、教育、健康、妇女问题等等）的范围内得到思考。毋庸置疑，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剥削只等同于价值的减法 计算 。他谈到了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恰如他谈到了在劳动过程和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种种剥削形式。但他是在那些总是显得很突兀的、“历史的”和“具体的”而非抽象的章节中，在占统治地位的表达方式的边缘做到这一点的15——好象他不得不暂停或打断这种方式才能赋予它应有的意义似的！

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致使马克思陷入从对价值的抽象出发这个自设的圈套中去的那些困境和矛盾。这里仅举两例：生产资料在被劳动力运用过程中实现的价值的保存/转移这个棘手的问题；或者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马克思在那里被一条有缺陷的推理线索绊住了手脚——好像人们没有必要回过头去更进一步地理解问题似的。16

所以我们看到“变换场所”、采取一种“代表……无产阶级”的立场，这种显而易见的需要，无论怎样被有意识地提了出来，就其本身而言，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服务于“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的。马克思鼓吹的唯物主义同样适用于他本人：意识并不是实践；意识甚至不是有着其真正形式的思想。我们可以指出一个事实来作为这个不可避免的裂缝的标志：除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那简短的、像谜一般的宣言，马克思本人可能从来没有关于“他的”哲学说清楚自己的新立场。他给恩格斯许诺要用一打纸谈谈辩证法，但从未将它们写出来过。他还“压下了”1857年《导言》——这是关于他的立场的最详尽的陈述——并说：“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17一切都发生在他的著作和他的斗争中：这是一场为了确保新立场以防退回旧立场而进行的漫无止境的斗争——一场即便看似获胜也总是存亡未卜的战役；一场为了思考被某些万能词语所遮蔽的事物而去找出尚不存在的词语的斗争。（这也是超出词语而进行的斗争。）《资本论》中最意味深长的含糊其辞便是明证，在这些地方，“异化“继续出没在关于拜物教理论、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生产条件对工人的支配、以及共产主义图景的文本之间。异化：一个旧词，一个旧的、无所不适的、唯心主义的概念，显然是在思考着别的什么东西——某种不被思考的、并且一直就那样存在着的东西。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它可以说明历史怎样以十足的唯物主义方式出其不意地超越了马克思。马克思区别于所有唯心主义政治哲学，因为他从不对“观念的统治[omnipotence]”——包括他自己的观念——抱有任何幻想。（是列宁在受到激烈攻击的时候才不明智的写道“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omnipotent]，就是因为它正确。”）18自《宣言》以降，马克思的立场就是明确的并且从未改变：正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普遍运动，才能为作为一场“现实的运动”的共产主义开辟道路。观念的影响只是阶级力量对比的次要表现形式。

不寻常处在于马克思根据他自己观念的立场来考虑上述唯物主义论点。这在《宣言》和1859年《序言》中是同样明确的，后者的表达还采用了地形学的形式。这样，马克思两次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说明了他自己的观念。他先是把它们作为综合 分析 的原则加以提出（在《宣言》中针对的是全球形势，在1859年《序言》中针对的是社会形态的结构）。他的这些观念从而随处可见——并且见之于它们的理论形式——因为它们是解释全球性现实的工具。但是当他把它们放在一个由这种全球性现实所决定和限定的立场上时——用1859年《序言》的那个提法，把它们放在“人们借以意识到[阶级]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识形态的形式”19 中时——马克思的观念就换上了第二副面孔。于是，通过把他的这些观念放在一个由社会和阶级关系所规定的（上层建筑的）立场上，马克思不再把它们看作对既定整体的解释原则，而是只从它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所可能产生的效果这方面来看待它们。与此同时这些观念也改变了它们的形式：它们从“理论形式”转化成“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份量更多地在于——对这些观念可以在其中获得能动性的那些条件、形式和限度而言——他具有敏锐的、实践的意识，而更少地在于他的理论的唯物主义 内容 。因而，就有了这些观念在地形学中的双重铭文。因而，就有了那个根本性的论点——观念，无论怎样真实、怎样在形式上得到了证明，它们也只有在具备了群众意识形态的形式并被阶级斗争所采用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历史的能动性。

然而，由于不可思议的历史的反讽，马克思的立场并不能设想这样的可能性，即他自己的思想本身就可以转而了结“观念的统治”并被当作为此服务的政治学来使用。这里的问题不是要把马克思拿来拷问并根据他本人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我们必须反思这个历史——来审判他。但我们还是可以指出这样一条证据：在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所有著作中，论及他所谓“上层建筑”——意指 法律 、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地方微乎其微。在（其贡献仍属有限的）葛兰西之前，马克思主义传统并未对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东西有所丰富。此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观点看仍停留在马克思的阶段，或不如说停留在他的某些缺点中，也是一个令人诧异的悖论。他的思想引发了评论和说明（时而是卓越的，大多是乏味的），也引发了若干 应用 ，并且在革命政治行动的进程里也 自然 地陷入由解释而产生的尖锐冲突之中。然而就绝大部分情况而言，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被重复，并且被扭曲或僵化。假如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以乌托邦方式而是以科学方式出现的，假如说世上的所有科学无不靠进步——要求批判地对其最初的表现形式、对其“开头”加以怀疑的进步——而生存，那么上述现象就叫人吃惊了。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没有发生过那种进步：只有罗莎？卢森堡有勇气试着去批判《资本论》第二卷里的再生产图式，然而却是错误的。近年来，一个批判性 研究 的运动终于象是在成形了，在这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未能有新的起步或发展。如今，这个悖论不仅仅让我们看到阶级斗争那无可争辩的作用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它们使马克思主义一直在理论上处于守势；它还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那里的空白，而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以一种理论自身所具有的观念的名义，即不要以那种应当是“完整的”、没有裂缝或矛盾的东西的名义对这些空白做出评判。

关于观念在地形学中所具有的双重立场以及关于观念从属于阶级斗争的这种唯物主义，实际上并不足以对观念在阶级斗争中的有效性进行思考。还必须使观念能够为群众“意识形态的形式”所采用，这不可能单纯通过宣传来实现，而是有赖于阶级斗争的种种组织形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就意味着“组织！”现在看来，组织的迫切性好象并没有给马克思提出一个特殊的 理论 难题：整个难题都事先通过由自由平等的成员组成的那个自觉自愿的共同体所具有的透明性——通过对共产主义的自由共同体、一个超出 社会 关系的共同体的预见——而被解决了。每个组织为了保证其本身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都必须为自己配备一套机器；没有不带有这套机器的组织；而机器与战士之间的分离也会再生产出资产阶级的权力分配，导致严重的难题并且以悲剧而告终——工人阶级在其 历史 经验中将不得不正视的这种观念，对马克思来说还是无法想象的。但他的后继者们也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理论难题来解答——甚至罗莎？卢森堡也没有，尽管她已察觉到某种危险。而且马克思除了有一种关于组织的透明性概念之外，从未放弃他过去把意识形态看作“意识”或“观念体系”的那种透明性观念，也从未成功地设想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就是说，设想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实现，而这些实践则受到依赖于国家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形式而起作用的那些机器的支配。马克思的大多数后继者所做的无非是对马克思本人加以重复（注释或解释），并且闭着眼睛跳进茫茫黑夜，即对于国家、对于意识形态、对于党、对于 政治 的无知的黑暗中——更有甚者，则把马克思的思想颠倒成与他根本不相容的东西。

我们早就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证明教条的诱惑在受到否认之际也会出来作祟。20列宁本人毫不犹豫地断言“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并说“马克思主义是被铸就的一块钢铁”。当然，我们不能忘了这些说法得以形成的语境，要明白列宁是在故意地“把棍子弯向另一边”；21 但历史改变着语境，这些话却保留了下来。马克思主义变成了进化论的历史 哲学 （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资本论》变成了政治 经济 学论文。为了巩固这个事业的统一性，恩格斯的某些不幸的文本（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或《 自然 辩证法》）被用来构筑“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给它提供了绝对的保证，宣称这是“唯一完备而严密的哲学”。在这条 发展 线索的尽头，马克思主义变成一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 科学 社会主义是它的运用。以马克思的名义，斯大林用了很多年给这种穷人的黑格尔主义，给——任何地形学都已从中合情合理消失了的——这种没有外部的绝对知识确定了种种提法。既然“干部决定一切”，那么给真下定义就是领袖的特权，观念的统治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在国家-党-国家意识形态的畸形统一性中凯旋了，而群众恰恰只有在他们获得解放的名义下屈服。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阶级运动的 影响 还不足以解释造成上述巨大扭曲的原因；同样必须说明的是这一意识形态的诸形式在工人运动内部再生产的过程。在这里，一种——不仅关于国家、关于它在某些机器中的物质存在，而且关于党本身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历来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的政治倾向上产生的影响是敏感的。然而他们总是机械地把它设想为、并最终一成不变地把它认定为造成运动的一切困境和“偏向”的唯一原因。只有这种影响。投身于实践的、直接的阶级斗争难题并被它们遮住视线的这些领袖们，他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斗争的组织形式都掩藏着一个特有的意识形态，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捍卫并确保组织本身的统一性。即便他们的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在政治上具有能动性就必须获得以群众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他们也并没有真正重视一个事实，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为了组织的生存、统一性与防卫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差异并潜伏着矛盾。由于缺少一种关于党、关于其机器的结构所产生的作用的理论，他们不可能想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会因为党本身所必需的意识形态而受到歪曲。后一种必要条件就反映在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力量”和“一块钢铁”的提法里。对有待于在自身组织实践中被统一起来的党而言，考虑它在某一危机时期的特定目标与特定前途，和公开保证它的意识形态的真理、保证它的理论与它的实践的永久统一性一样，都是必要的。而由于党是机器，所以对党的领导来说就有了一种强大的诱惑，使它认为自己理应对某种绝对知识做出意识形态的保证，以至于再也看不到这种知识与其权力相混淆的意识形态功能了，进而也看不到它的风险了——甚而至于也不能理解：意识形态的这种未被认识的功能最终将会在党自身中、在它的领袖与它的战士的差别中再生产出资产阶级国家的结构。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公认的影响，不单是一个“观念”或“倾向”的 问题 ，而且也反映在适宜于再生产出国家结构的各种组织结构的物质性中——然而想要看到这一点，原本就需要一种关于意识形态、关于国家、关于党和关于政治的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在其各种组织的实践中，总是不断地与这些现实相遭遇：它总是不得不解决由它们提出的难题，但又是摸索着解决的，就像它是盲目的一样。这造成了列宁的工作和行动的崇高与悲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且没有在建立新的党和新的国家的艰巨任务面前停止修正和改变他的思考，也没有停止使群众投身于一场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复兴。列宁在革命实践的长期、矛盾的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经验，对于把这种实践当作一个总体的、直接的突变看待的神话概念来说，的确是一贴矫正药，但并没有发展成一种关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党的理论。这也造成了葛兰西的崇高与悲怆：他已经察觉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政治分量，但却无力摆脱那种仍然束缚于一套历史哲学的历史 研究 。这也是造成了毛的崇高的原因：他大胆地使辩证法服从于（他的“矛盾”论的）辩证法，从而实践地质疑了关于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观念，进而在被指望用来改变党与群众关系的文化革命的狂热计划中，触及了意识形态关系的性质，并指出政党机器脱离群众以及它的权力的问题。然而在这里，实践也没有发展成一种理论。

上述证明不应该是变相的判断。那样就意味着退回到某种微妙形式的“观念的统治”中去，意味着把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所应负的责任推给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党和政治的理论的缺席。那样就意味着设想“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可以主宰历史，并且在这种主宰历史的唯心主义之外，还假设了另一种唯心主义：它认为，在阶级斗争中“代表……无产阶级”的理论并不因为国家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而脱胎于这场斗争、从属于这场斗争的历史，并不依附于组织的结构以及关乎这些组织的建立与斗争的意识形态条件的结构。在它的发现中，一如在它的空白与矛盾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从属于这场斗争，就像它涉身于自己历史的种种歪曲和悲剧中那样。

马克思主义不该通过谴责或悔恨的方式来摆脱其历史的悲剧，那种做法只能流于道德主义和理论上、政治上的自暴自弃。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承认这些悲剧、对它们负起责任、把它们提上议事日程并锻造从根本上理解它们所必需的理论工具。这跟要澄清一段不可逆转的过去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好奇心毫无关系。在这样一个彻底的反思过程里，生死攸关的赌注是：最终要让它开始了解自己、了解那个事实上的和将要改变的自己。

因为理论的难题并不是知识分子头脑里的一场赌博，而他们既不能决定这些难题的突然出现，也不能决定它们的立场，更不能决定它们的解答。要成为今日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可以就马克思的思想——它的空白、矛盾和幻想——草成一份初步的、零零碎碎的帐单的话，那也是因为局势给我们强加了这个任务并使我们能够去履行它。世界上与我们各国工人阶级及群众斗争的巨大发展以空前的可能性回答了帝国主义的进攻；最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理论上——的普遍危机带着它的矛盾、混乱、僵局和悲剧而在光天化日下爆发了。毋须追溯多远，我们就可以说，这个危机曾经对我们而言是被封锁和密闭在斯大林主义国家教条主义的各种形式之中的，后者判决所有试图接近难题的人都是有罪的和政治上孤立的。今天——这是相当重要的新情况——这种封锁的各种形式正在瓦解，构成危机的因素开始——甚至通过它们的分化——对广大群众变得可见了。危机所提出的种种要求使我们看到了在马克思那里一直缺少的东西，因为今后我们迫切地需要搞明白什么是国家、意识形态、党和政治。我们只要读一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即便在它充满活力的时候也总是处在一个critique[批判的/危机的]立场上（取该词的两个意思：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幻想做斗争，和不断地在其发现中受到威胁），因为它总是介入群众运动，并被它们搞得措手不及，它总是向群众斗争那无法预言的历史的要求开放着。现在比起任何时候来，即便是处在最糟的矛盾之中，群众也更多地在行动。

也许这是它历史上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到了深刻变革的边缘，变革的最初迹象已然可见。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也必须重新采用马克思的老格言——而不是丢掉它：我们必须“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首先是把马克思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而且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不光是哲学家、知识分子和领袖们的事——甚至不光是个别政党的事。因为“人人都是‘哲学家’”（葛兰西语 ）。归根到底，它是经受着斗争无情考验的广大群众的事。

注释：

1 Le Marxisme aujour"hui，是受意大利出版商伽桑蒂（Garzanti)之托，为《欧洲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Europea ，1978)第7卷撰写的“马克思主义”词条的一部分，以意大利文发表。随后以《》(Il Marxismo oggi)为题，重印于文集《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Quel che deve cambiare nel partito communista)，米兰，1978。1990年首先译成 英文 收入英文版文集《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及其它》。本文被视为阿尔都塞的著名讲演《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姐妹篇，后者于同期发表在由意大利《宣言》报主办的“后革命社会”讨论会上(1977年11月，威尼斯）。〖编者注〗

2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5日），见《全集》第39卷，第432页。〖编者注〗

3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1890年8月5日），见《全集》第39卷，第432页。〖编者注〗

4《资本论》第1卷序言，见《选集》第2卷，第100页。〖编者注〗

5 《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见前引书，第108页。〖编者注〗

6《怎么办？》，见《全集》第6卷，第34—36页。考茨基的引文亦见第35页。〖编者注〗

看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7

高校校园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地与集散地，其文化活动开展的情况不仅直接关系着国家整体文化战略的实施情况，而且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更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宏观上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在微观上对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一、校园文化活动的目标应是促进学生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造就高度文明的人，就是“培养社会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这正是马克思对文化的社会目的和意义的阐释。恩格斯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创造出的无限可能为文化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并且促使人摆脱了自然局限性，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应将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核心目标，具体而言，包含两方面：

1、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应充分考虑阶段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人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从人的依赖阶段到人的独立性阶段，再到自由个性阶段，人的发展表现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高校在组织校园文化活动时，应充分考虑到不同年级学生发展的阶段性，从而开展针对性的引导。

2、处理好全面发展与自由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自由发展”是指人的人格、个性、独立性和创造性最大程度地发展；所追求的“全面发展”，不光是人的能力、个性和知识的，全面发展，也是人的社会素质、精神素质等的共同提高。高校在组织校园文化活动时，既要充分考虑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又要考虑综合素质的整体提升。

二、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应追求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学者历来重视形式的重要意义。形式不仅仅是把事物的内容各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者外部表现方式，其本身就包含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在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就应充分考虑到文化活动形式对于不同文化活动的意义，权衡得失，并且在形式的选择上要坚持多样性与丰富性的统一，这将有助于拓展文化活动的意义。目前高校每年的校园社团文化节就很好的阐释了多样性与丰富性相统一的原则，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校园文化创新意识。

三、校园文化活动的内容应做到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有机融合

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经典问题。一般来说，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既有抵触的一面，又有相互借鉴的一面。“把本民族文化片面地视为唯一优秀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成果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和做法，这是与文化的发展相反动的。”因此，随着高校的日益开放，办学越来越国际化，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也应与时俱进，在内容的选择上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融合。既要坚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利用传统文化类社团积极开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与传播活动，赢得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为中华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流活动奠定基础；又应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活动的精髓，特别是与留学生社团保持交往，参与他们的文化活动，共同创作兼容并蓄的文化节目。

四、校园文化活动应以科学和理性为主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8

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一直在关注“纯东方”——中国。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较为深入地研究中国问题，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声援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侵略的正义斗争，科学地预见到中国社会革命的前途，为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探索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联系中国实际的开拓者，是海外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开创者，是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

作者简介：路克利（1976-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期即开始关注中国问题。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贯穿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主线。

一、以科学严谨的态度研究中国，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和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所能得到的材料，深入细致地分析中国问题。他们并没有来过中国，但身处英国对遥远的中国进行研究。19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马克思正处在主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经常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他阅读了《经济学家》、《泰晤士报》、《伦敦每日电讯》、《通报》（法国）、《中华之友》等报刊有关中国的报道，查阅了英国政府和议会的蓝皮书等大量有关中国的议案，阅读了长期在中国传教的郭士立①等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多方了解中国情况。在探讨中英贸易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收集到了大量翔实、准确的数据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应用于中国研究。在有关中国的专题论文中，他从经济贸易的视角入手分析问题，从“小农经济”的封闭落后入手分析中国旧体制的崩溃。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的大量论述出现在从青年到晚年的著作、手稿和书信中。他们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名著中不时地论及中国问题，也曾在《纽约每日论坛》、《新闻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论文。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曾定期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进步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撰稿，以该报通讯员和评论员的身份为该报撰写稿件。该报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文章近500篇。从1853年6月起，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等报刊上发表了22篇有关中国的专题政论文，这些论文以英文写成，涉及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鸦片贸易、英国人在华的残暴行为等，其中多篇还是这家报纸的社论。根据公开署名，其中包括马克思的20篇，恩格斯的2篇。还有若干论文没有发表（据马克思的信件记述：“星期二我以‘临时通讯员’的身份写了一篇文章”②，但未见发表。又据英国学者统计，1858年8月，马克思曾经发给《纽约每日论坛》一篇有关“与中国和约”的文章，但从未发表）。马克思曾记述这家报纸“一连几个月把我关于中国的全部文章（英中贸易的全部历史等）作为社论发表出来，甚至还对这些文章写了恭维话”③。显然，马克思有关中国的时评和通讯得到了这家具有左翼倾向报纸的认可。在这些政论文中，马克思恩格斯追踪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和鸦片战争，站在维护被压迫民族利益的正义立场上，严厉驳斥了英法的侵略行径。这些论证材料翔实，观点明确。

二、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实际，开创了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问题。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他们把这一规律应用到对中国的研究中。在1845年至1846年两人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举例提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④1848年2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提到了“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⑤。此时，他们已经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理论视角研究中国问题。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时期已经开始深入研究中国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内外交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们运用自己的理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实际。马克思在分析印度、俄国等东方国家时，常谈到中国问题，把这些问题称为“东方纠纷”，把中国称为“纯粹东方”⑦。他们看到了这个封建帝国的腐朽与保守。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甚至把中国和印度归入“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⑧。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他认为中国社会是“小农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在1858年10月发表的《英中条约》一文中，马克思有“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⑨这一表述，表明他们认识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在1857年6月发表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没落的清王朝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⑩。他们认识到了中国的社会危机。他们从经济基础入手分析这一危机，认为“以手工劳动危机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11)，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实际。他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崩溃，看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革命形势，认为“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12)。马克思还深入分析了旧中国行将解体的外部原因，认为外敌入侵是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之一。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他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3)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现在也正在走向革命”(14)。恩格斯认为：“中国和印度，两国共有45000万人口，现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15)1862年，发表在《新闻报》上的《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认为：“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16)他认为，“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17)，认识到了英国的侵华战争是促使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觉醒的外部刺激。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外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自己的理论看到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分析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1853年6月，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他认为：“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18)此处的“天朝帝国”即为中国的清王朝。这里所说的“目前发生的事件”即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还看到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社会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他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19)他看到了以中国革命为代表的亚洲革命的世界性意义。在他看来，欧洲的革命将取决于“惊心动魄的革命”(20)——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已经运用自己的理论，从世界历史整体性和联系性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恩格斯晚年深刻论述了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问题，在1894年9月写给考茨基的信中，他提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它却使自己在自己祖国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了。”(21)同年11月，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他又提出：“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22)他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社会运动和变化具有世界性意义。在论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二者关系时，马克思提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两极相连”(extremes meet(23)），意为中国与欧洲两极革命互相推动。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恩格斯也认识到了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认为“中国人必定欧洲化”(24)，他已经预见到了“欧风美雨”将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谈到中日战争的后果时，恩格斯认为“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25)，认识到了甲午海战的惨败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马克思站在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斥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他看到了列强即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国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指出：“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26)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联合侵华，劫掠了圆明园。1857年4月，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指出英法挑起的这场鸦片战争是“极端不义的战争”(27)。马克思站在中国人民的正义立场上痛斥英法侵略者。

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勇敢地声援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正义斗争。同样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在深入分析“亚罗号事件”后，马克思指出：“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28)他还痛斥英国媒体以沉默偏袒奉行侵略行径的本国政府和军队，他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29)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和英帝国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30)。他尖锐地指出英国的侵华战争是“海盗式的英中战争”。马克思驳斥了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等人的侵华行径，他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屠杀中国人的事情是帕麦斯顿勋爵亲手策划的。”(31)

恩格斯看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办法——“人民战争”(popular war)(3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恩格斯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中间。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他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他指出：“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33)他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national war)来抵抗他们……英国人又该怎么办呢？”(34)恩格斯还看到了中华民族英勇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他指出，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不缺乏勇敢和锐气”(35)。他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做出了乐观估计和科学预言，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他们曾科学而大胆地预测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早在1850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Der Chinesische Sozialismus)(36)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37)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中国哲学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的先导，中国社会主义也可以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先导。显然，他们对中国革命非常乐观，甚至认为，中国革命可能领先于欧洲革命。他们热情洋溢地谈到：“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38)1857年6月，恩格斯又提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39)他已经看到了清帝国行将就木。历史的发展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具有相当的科学性。1912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中国成立，自由民主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大胆而科学的预言基本得到了证实。在对中国革命形势乐观预测的同时，他们也作了冷静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40)事实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曲折而复杂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及革命特点，无情揭露和严厉谴责了英法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敌入侵的人民战争，科学地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马克思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国问题、作出科学预见的第一人。他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了最初的伟大尝试。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三、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研究逐渐为中国革命队伍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熟知。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深入研讨过这些著作。1926年至1934年间，上海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上海新兴书局出版的《民族革命原理》和北京出版的《政治生活》（1926年5月第76期，红色五月特刊）、中央苏区出版的《斗争》（1934年7月21日第68期）都刊出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的中译文。《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是第一本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最早由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于1937年出版。鉴于这个版本难于运送到中国来，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用解放社的名义和中国出版社的名义在延安和汉口出版了这部反映革命导师关注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著作。该译本是根据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等书编译的，内容主体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53年至1862年期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及《新闻报》上有关中国的论文。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后来由人民出版社多次修订再版。1951年，英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历史学家陶尔（Dona Torr)编辑了《马克思论中国》一书。1955年，民主德国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德文版。1997年，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41)一书，该书参考了多种外文文献，较为全面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国的论文、社论和有关论述。此外，曾被中国共产党列为重要学习文献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列宁和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即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创新和革命实践中，吸收和发展了这些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吸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特点和前途、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论断。马克思曾认定中国是“小农社会”（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1912年，列宁则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42)，他从其帝国主义理论视角考察中国，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43)。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已经开始使用“半殖民地”这一概念描述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44)。1939年10月，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45)。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了入侵的外敌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再如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如上文所述，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两极相连”。列宁进而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影响巨大，“我们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46)，列宁已经看到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阐发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47)这一重要理论。在革命的价值目标和前途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已经预见到“自由、平等的中华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正是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夺取了政权。今天，“自由”、“平等”(48)已经作为人民共和国的核心价值要素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中国问题时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中国的具体特点，看到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战争”，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的区别”。列宁认为中国革命有相对于欧洲的“先进性”。1913年5月，他在《真理报》撰文盛赞中国革命，“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他驳斥了“中国长期完全停滞论”。他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49)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0)。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1)。中国共产党人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对中国革命有着最为直观的理解。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际，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而这一新的高度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理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拓展到实践领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全面中国化。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中国化还局限在理论领域。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中国共产党具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全面中国化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潮兴起之时；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本土，最为了解中国国情，占尽地利；当时中国工农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工农群众血肉相连，凝聚起巨大的人和之气。马克思恩格斯身处欧洲，未参加过中国革命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只是处在理论研究阶段，他们的理论需要靠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并未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但他们的理论包括关于中国的具体论述传入中国后不久，便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马克思对中国的解读也有一些不准确之处。马克思曾对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过于乐观，1853年6月，马克思曾分析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52)此时，马克思认为中国太平天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具有引爆世界革命的燎原之势。但形势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测的这么乐观。此后，1857年，资本主义世界曾爆发了金融危机，但未能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1861年美国发生南北战争，1864年平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也被镇压下去。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世界革命形势才又重新高涨。显然，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是深刻的，预见是科学的。他们的中国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典范。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研究的开拓者，是海外近现代中国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开拓者，是他们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尝试和探索。

参考文献：

[1]王伟光主编：《社会主义通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2]秦宣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3]杨凤城主编：《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4]赵曜、秦刚主编：《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5]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6]孙代尧、薛汉伟：《与时俱进的科学社会主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

[7]赵明义、赵永宪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

[8]孙熙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对象与基本架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2期。

[9]陶文昭：《〈共产党宣言〉是与时俱进的伟大旗帜》，《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3期。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2013年8期 作者：路克利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9

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

首先给哲学观下一个定义，从字面来说，哲学观就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它不是哲学理论中的“一个观念”，而是构成这种理论的“核心观念”、“根本观念”、“灵魂观念”，它决定该种理论的生命力，构成该种哲学理论与其他的理论的原则区别。与其说它是托马斯·库恩的较为复杂意义上的“研究范式”，毋宁说它是伊姆雷·拉卡托斯的较为单纯意义上的“理论硬核” 。[1]这个硬核包括哲学的定义、性质、研究对象、特征和功能等。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是不一样的，必须予以区分。为了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追本溯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对象，从四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哲学，改造世界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它不仅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且对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最后在一定的程度上还进行自我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从深入人心的真理变成了束缚人的教条。哲学的目的是要解放人的思想，这种行为与哲学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有人断言，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不是科学的。我想，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实质上则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严。这样做将会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停滞不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是开放的理论系统，必须在批判中萌发创造性，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区别》中，引用原子的偏斜运动，阐述了倾斜运动对直线运动的脱离，表达了一种自由意识。追求一种定在中的自由。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哲学批判的功能可以得到全面的发挥。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严格的控制，哲学的批判功能就被遮蔽了、弱化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以自由民主为发展目标，学术批判是是受到保护的。聂锦芳教授指出，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必须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而学术必须允许自由的争论和批判。这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

马克思具体地提出，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现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对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因此，马克思给哲学提出的历史任务是，锻造一种世界观武器，使之成为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思维方式，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无情的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实现人类自身的解放。

批判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起作用，而且批判不只是破坏性的，也应该是建设性的、超越性的。就像你说我是错的，你必须说为什么我错了，我怎样做才是对的。这样才可以体现出一种理论自觉。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批判、超越。哲学来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这是哲学安身立命的理念。

马克思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辩证法。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在本质上，它是革命的、批判的。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发展自己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使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所谓现代精神，就是人类的自我批判精神，就是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主体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的主体意识，就是这种现代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标

志着人类自我意识从自我迷失进入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和自我控制的阶段。当然，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新世界，批判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更是一种目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活的灵魂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一定的哲学是关于一定时代的精神产物；其二，哲学是各种思想文化中最高的形式，它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精粹。同时，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因为哲学具有人类性，具有超越时代的一面。因为哲学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科学，而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哲学必须把握时代最迫切的问题，及时的吸收思想精神，为迫切问题提供一个解释，进而规范和引导社会的发展。

在科隆日报的社论上，马克思首次明确的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3]这个命题被广泛引用，并被确认是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最简洁、最精辟的论断。马克思所赞赏和肯定的哲学是源于时代、源于人民的哲学，是把时代的问题和人民的精髓升华为理论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必须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必须把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

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一个好问题能极大的推进社会的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为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性和超时代性的统一，既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同时又塑造和引领时代精神。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更引领时代向理想社会前进！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心人、解放人的哲学

马克思提出，他的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归宿点”则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归宿点显示了马克思关注人类命运的博大的人文情怀，显示了马克思主张以哲学解放全人类的意旨。马克思说，哲学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它所参与的运动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是绝大数人的、为绝大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种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和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是马克思哲学的普照光，是构成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根本的哲学理念。这个哲学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

马克思在1843年底至1844年初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一开头就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通过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德国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的出发点，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我们这里是“从人间上升到天国”。[5]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就像中国哲学里讲的道不远人，也是这个意思。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国拉回人间，正是哲学属人性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异化的分析，以及如何让消除异化，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大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哲学的人类性。

四、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一种完整严密的世界观

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包括对自然界、 社会、和人与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在内的根本看法。世界观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肖前、李秀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规定：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完整、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

从物质看世界，从精神看世界，从 实践看世界，这是哲学世界观的三种主要方式。[6]从物质看世界，世 界变成了客观世界，比如拉美特利的名言“人是机器”，这种客观性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抑制了。从精神看世界，正如陆九渊所说，心外无物。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而是心在动。这种哲学把哲学变成完全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空有一个形式。它突出了人的自由和想象，但是抽象地 发展了人的能动性。从实践的观点看世界，世界的图景就是在物质世界和精神领域中间有一座桥梁，那就是实践。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分化和统一的基础。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从实践的方式观看世界，在两极到中找到了中介。

我们对待世界的方式还有科学和宗教，道德和 艺术。哲学的方式是独特的，也是最高的。对于哲学与宗教的区别，黑格尔说的好，哲学与宗教在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学问，只是他们的形式不一样，哲学诉诸理性原则，宗教诉诸于感性原则。黑格尔对哲学与科学也有论述，他说，哲学与科学在形式上是一样的，都是理性的思维方式。但是内容不一样。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而科学是关于某一个具体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承认哲学是世界观的一种，并不是唯一的一种。

五、结语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用“现实的理性”批判“抽象的理性”。现实的理性指的就是实践的理性，改造世界的理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哲学所追求的思维的全体自由性与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统一起来，把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起来，把哲学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统一起来。哲学无定论，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日久日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世的智慧，它强调哲学要回归生活世界，正视生活对哲学的挑战。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它也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必须在发展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0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反复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历史和实践证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现实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巨大进步的致胜法宝，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得到坚持和发展。所以我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中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标志我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党中央领导才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探索中，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1928年开始，为解决大革命失败后如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1930年针对教条主义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初步探索，形成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思想雏形；长征胜利后发表《实践论》等著作，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42年在延安整风中，发表《反对党八股》等文章，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3]

(二)邓小平理论

主义建设与改革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这一飞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仍处在进一步的发展之中。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发展的新形势，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对新时期如何建设一个思想上、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新阶段特征，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等重大时代问题，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求实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三次理论飞跃，体现了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四)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践具体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必定以科学的态度，创造性的态度，勇于实践，善于总结，不断以新的理论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理论创新，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这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理论武器。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1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逻辑关系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并进行指导与改革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则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充分结合，构建起具备时代特点与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反映出了对时代问题、任务以及时代矛盾等的有效把握。如“农村包围城市”、“两个凡是”、“中国特色”等，都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是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不断融合的过程。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前提下不断时代化，同时也在时代化进程当中中国化，两者互相融合，互相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共同塑造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壮大的主体，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旋律，两者之间密不可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时代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表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在实践的基础上推动创新，用不断发展更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际，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我们需要判断分析世界历史背景，同时也要结合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也即充分把握普遍性以及特殊性。时代在变化与发展，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充分把握当下的时代特征，解决与理清时代所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发展、建设等实践充分结合，同时用新的实践与新的思想观念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可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时代化的内涵。从我国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建党9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全国上下民众也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体制转轨尚处在关键的发展时期，许多机制性与体制性问题有待解决，从社会经济发展、科教发展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等都出现了新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时代化就是提供解决社会前进与发展中的问题的基本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启示

1.深入把握国情与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生命力与活力，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进步而不断更新完善的理论体系。因而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就必须要深入把握国情以及时代特征，充分发扬与时俱进的品德，准确把握、科学分析当前世界发展趋势以及时代主旋律，同时有效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就，用时代性话语和时代性表达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也只有深入把握国情与时代特征，才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解决我国发展实践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

2.贯彻落实“四个全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与战略思想，科学把握当前中国风发展趋势，其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新形势下，我国更应当深入贯彻“四个全面”，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并且“四个全面”是在中国发展滞后，更为注重发展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必然要求，“四个全面”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因而，我们应当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与现实环境当中，树立起“四个全面”的发展旗帜，激发中华民族亿万人民创造美好未来的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创新马克思主义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告诉我们，时代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也正由于此，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发展成果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历经艰辛，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都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创新。要想保持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新时代环境下，我们更应当不断研究与探索新问题，变化新形势，发现新内容，努力形成马克思主义新成果，促进时代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使互相促进、紧密联系的整体。如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同中国建设与改革实践深入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应有的价值，使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2

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又具有显著的本土性，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如我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本土性特征的具体显现。

在人类社会迈入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世纪之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认真学习、全面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3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逻辑关系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并进行指导与改革实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则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充分结合，构建起具备时代特点与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反映出了对时代问题、任务以及时代矛盾等的有效把握。如“农村包围城市”、“两个凡是”、“中国特色”等，都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是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不断融合的过程。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前提下不断时代化，同时也在时代化进程当中中国化，两者互相融合，互相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共同塑造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壮大的主体，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旋律，两者之间密不可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时代化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表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在实践的基础上推动创新，用不断发展更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际，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我们需要判断分析世界历史背景，同时也要结合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也即充分把握普遍性以及特殊性。时代在变化与发展，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充分把握当下的时代特征，解决与理清时代所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发展、建设等实践充分结合，同时用新的实践与新的思想观念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可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时代化的内涵。从我国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建党9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全国上下民众也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以及体制转轨尚处在关键的发展时期，许多机制性与体制性问题有待解决，从社会经济发展、科教发展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等都出现了新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时代化就是提供解决社会前进与发展中的问题的基本方法。

三、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启示

1.深入把握国情与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生命力与活力，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进步而不断更新完善的理论体系。因而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就必须要深入把握国情以及时代特征，充分发扬与时俱进的品德，准确把握、科学分析当前世界发展趋势以及时代主旋律，同时有效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就，用时代性话语和时代性表达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也只有深入把握国情与时代特征，才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更好地解决我国发展实践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

2.贯彻落实“四个全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与战略思想，科学把握当前中国风发展趋势，其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新形势下，我国更应当深入贯彻“四个全面”，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并且“四个全面”是在中国发展滞后，更为注重发展整体性与系统性的必然要求，“四个全面”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因而，我们应当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与现实环境当中，树立起“四个全面”的发展旗帜，激发中华民族亿万人民创造美好未来的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创新马克思主义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告诉我们，时代是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也正由于此，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发展成果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历经艰辛，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中国梦”，都展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创新。要想保持马克思主义旺盛的生命力，新时代环境下，我们更应当不断研究与探索新问题，变化新形势，发现新内容，努力形成马克思主义新成果，促进时代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使互相促进、紧密联系的整体。如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同中国建设与改革实践深入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应有的价值，使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马克思主义论文篇14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实际 结合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第一经验。“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并重是结合的基点，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结合的关键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结合的切入点，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结合的终结点。

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的过程，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邓小平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江泽民把这种结合称为我们党80年最基本的经验；十七大把这种结合总结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第一宝贵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落实到结合上。结合的实质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只有结合，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巨大力量才能得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得到坚持和巩固。

一、结合的基点：“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并重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就在于它是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方面要使实践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要推动理论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结合”本身是人的活动辩证法与客观事物辩证法的统一。人的活动的辩证法也就是实践的辩证法或社会的辩证法，它是人这一主体有意识的社会化行为，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过程的辩证法；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则是自然界自在运动的辩证法，它是一种无意识、无目的的自发运动过程，在大量的各种形式的自发运动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理论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但是始终离不开蕴含在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之中的客观事物辩证法。所谓“吃透理论”和“搞清实际”，就是要求达到人的活动辩证法与客观事物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吃透理论”与“搞清实际”之所以是并重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实历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之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现实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性而言，要求指向当下的现实生活。它根植于当代的社会生活之中，反映并表现这个时代，从这个时代中获得勃勃的生机和活力。它在社会生活的广阔舞台上实现自己和扩展自己。因此，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教条，绝不是从外部来规定社会生活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它丝毫没有那种超乎生活、超乎历史的神圣光环，它与社会生活始终血肉相连。最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指向当下的社会生活，而且还指向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理想主义的，它把新世界的建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看作自己的神圣使命。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点，就是既要着眼于“吃透理论”，更要立足于“搞清实际”。因为，只有在“搞清实际”的前提下“吃透理论”，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开辟新境界，达到新高度。

二、结合的关键点：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基本历史条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内在矛盾、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运动。从理论上来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发展，随着阶级关系的日益明朗化，随着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之经济根源的逐渐显露，人们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条件趋于成熟；从实践上来说，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整个社会生活的异化以及尖锐的阶级对立，都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契合了历史的需要，不仅作为科学的理论和学说，而且作为使整个无产阶级行动起来的自我意识，作为建设新世界和创造未来的实践纲领，参与到新的历史过程之中”。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中国传播绝不是偶然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思想背景和历史条件的，它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同各种错误倾向、思潮的斗争中逐步孕育、发展的。近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的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世界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一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备了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夺取无产阶级政权时期，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得到新的运用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再度结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在正确把握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前提下，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正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我们由此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并在中国得以传播、发展、壮大，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科学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在于它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是以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前提的。同一粒种子，放在不同的土壤里会结出不同的果实。马克思主义这颗真理种子，放在中国这片土壤里结成了中国化的果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结晶。这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其最基本的底蕴，又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丰富的内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

三、结合的切入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所谓实际问题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暴露和提出的具体问题，和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中国实际问题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切人点，首先是因为中国实际问题是凝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涉及的两大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剂。中国实际问题的发现，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要弄清中国实际问题，就要弄清产生问题的客观环境即实际状况。实际问题就像磁石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吸引到一起，为实现对称性、匹配性结合创造了条件。其次是因为中国实际问题的分析研究和解决处理就是两大要素的结合过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面对横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征途中的实际问题，不仅没法回避，而且不解决就无法推进革命事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剖面临的实际问题，弄清问题的性质、产生条件和过程等，结合已有经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再次是因为实际问题是实践中产生的客观存在，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以实际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切入点，“可以避免主观主义的影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同时，实际问题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基本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以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就可以更好地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去，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大军”。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切入点的实际问题，并不是任何问题都在其列，只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运动（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才算在其列。纵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实际问题的提出往往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接二连三地遭到挫折或失败的新情况，会迫使人们思考，寻找新的出路，这样实际问题就产生了。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采取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外国经验，结果导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失败。

失败的挫折，使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者不得不怀疑以中心城市起义掀起革命高潮的可行性，不得不提出探索新的道路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彭湃、__等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海陆丰农民革命根据地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做法就是提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新的正确探索。二是在实践中直接暴露出来的，不需要概括的现实问题。这类实际问题一般具有直观性、不可回避性和单一性，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各层次都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就是我国最新的现实问题：“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地区发展越来越不不平衡；制约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的‘三农’问题和贫困问题；严重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腐败问题；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和生态问题。”

随着实际问题的解决将引发一系列相关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领域不断拓展。正是在此背景下，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才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科学性。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实际问题还会不断出现和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就借着这些载体不断得到发展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四、结合的终结点：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不断结合的历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正是蕴含在党的“结合”思想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对旧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科学分析后紧紧抓住“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殖民地”这一根本的社会性质，科学地阐明了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明确指出，中国当时正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需要一段时间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在党的“八大”明确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国情，认为不能把社会主义建立等同于社会主义建成，应该把社会主义分成“建立”和“建成”两个阶段。然而，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难度相对就大多了。毛泽东在结合中超越了历史阶段，导致了““””那样全局性的错误。可见，“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

历史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个“接力棒”交给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对中国的国情的认识，尤其是对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准确地、牢固地把握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伟大理论，并强调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正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科学分析，认定中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其发展也不平衡的阶段，在理论上以它为基石和逻辑出发点，构建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宏伟大厦。”在实践中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初步解决了国际共运史上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有机结合。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改革开放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明确指出：“我们解决一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面对在经济、科技领域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都作了新的战略部署，确立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把“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写进宪法，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做好了“结合”这篇文章，使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是发展着的实践，新的实践又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不仅提出了要求，同时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发展的现实可能。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同时，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有力的思想保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