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屠呦呦个人事迹简介4篇

屠呦呦个人事迹简介屠呦呦与青蒿素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屠呦呦个人事迹简介4篇,供大家参考。

屠呦呦个人事迹简介篇1

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的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哟哟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0多万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

A.屠呦呦的名字寄托了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这美好的期待既是小鹿在原野上呦呦地叫着，吃着青草，象征和谐之意，又有小鹿象征人才，父母希望女儿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之意。 B.疟疾是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世界上每年有百余万人被它夺去生命。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努力研发制服它的新药物，我国的科学家率先完成了这个任务。

C.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的发现，不可能在短期内让人们看见它们显著的价值和效益。例如，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 D.本文在平实的叙述中穿插一些富有文学色彩的描写，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作者重点记叙屠呦呦研发青蒿素的艰难历程，描写细腻，有很强的说服力。 E.拉斯克奖是美国最有影响的生物医学奖，正因为屠呦呦获得的拉斯克临床医学这个世界上最有声望的大奖之一，为她如今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屠呦呦获得突破性进展，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请简要分析。（6分） (3)屠呦呦获得成功的因素有那些，结合文章进行概括分析。（6分） (4)文中说“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结合全文，联系现实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8分）

(1)AB（答A2分，答B3分，答D1分）

【解析】本题考查综合分析理解实用类文本的能力。C项张冠李戴，文中倒数第二段说“屠呦呦„„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起的作用和意义立竿见影，而不是“不可能在短期内看见显著的价值和效益”。D项“描写细腻”有误，记叙屠呦呦研发青蒿素的艰难历程，是平实的语言，没有细腻的描写。故1分。E强加因果）。

（2）改进提取药物的方法（2分）。①从东晋名医葛洪的有关记载中受到启发，认识到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2分）；②改用乙醇冷浸法（1分）；又采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法。（1分）。

（3）①源于兴趣理想的动力：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②克服困难的执着精神：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③研究操作的实践能力：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进行大量实验；④临危受命领导团队的才干：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每点2分必须先概括再联系原文分析，答出三点即可）

（4）①“各种肤色的人表达敬意”的原因是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屠呦呦研发的青蒿素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

②“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敬意”意味着85岁的老人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③这种“敬意”源于：疟疾这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④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有着像屠呦呦一样为理想克服困难、执着奋斗的坚强毅力，不为名利、潜心研究的科研精神，即使获奖依然不忘团队的合作精神；难能可贵的是屠呦呦查阅中国古老的医药典籍，利用现代的科研方法提取的青蒿素是具有中国医药特色的科研成果，为中医药学增光，更为中华文化添彩，她激励着国人、华人为世界人民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2015 年10 月5 日，北京时间17 时30 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秘书乌尔班·伦达尔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宣布，将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初闻屠呦呦的人，都会为她的名字所吸引。“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取自《诗经·小雅》中的名句。而根据朱熹的注释，这里的“蒿”指的正是青蒿。1955 年，她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时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的屠呦呦身体很快受到损害，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做出贡献；结合历代古籍和各省经验，完成《中药炮炙经验集成》的主要编著工作。

1967 年，疟疾肆虐越南战场，越方向中国求助。1967 年5 月23 日，全国60 多家科研单位、500 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集体，悄悄开始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代号“523”，研究的指向明确——找到防治疟疾新药。两年后，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也参与进来。

那一年，屠呦呦39 岁。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也被召集加入“523”项目。因为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在那个资深科学家大部分已被打为右派的年代，屠呦呦很快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带领一个小组的成员开始查阅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屠呦呦研究组耗时3 个月，从两千多个方药中筛出640 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最终入选的胡椒“虽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抑杀作用并不理想”。青蒿是当时的191 号样本，虽然曾经有过68%的抑菌率，复筛结果却一直不好。

屠呦呦开始系统地查阅古代文献，希望能在古籍中找到只言片语，而这还真被她找到了。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素。这抓住了“牛鼻子”——温度正是青蒿素提取的关键，过高的温度将破坏青蒿素的性质，使其抗疟性丧失。在发现青蒿素的有效性和温度的关系后，屠呦呦又做了几件事。

“文革”期间，没有办法做新药的临床试验。为了疟疾病患的福祉，屠呦呦和同事们勇敢地成为了青蒿素的第一批志愿受试者。在确认了青蒿素提取物对人体是安全的情况下，他们前往海南省，在患有间日疟原虫和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身上试验该提取物的有效性。临床试验的结果激动人心：经治疗的病人疟疾症状迅速消失，这些症状包括高烧和血液中的寄生虫数量。而采用氯喹（治疗疟疾的传统药物）治疗的病人却没有这些临床收益。

积极的临床结果指引着屠呦呦研究组再接再厉。他们接着分离纯化了青蒿的抗疟有效成分，屠呦呦研究组将其命名为青蒿素。著名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同为诺贝尔奖得主的约瑟夫·戈尔斯坦曾总结，揭示（发现）和创造（发明）是生物医学进步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屠呦呦研究组在完成科研征程的第一步——发现青蒿素后，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步——创造，即把自然界的分子转变为药物。

1986 年，青蒿素获得了我国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青蒿素类药物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一种能够在疟疾早期阶段扼杀疟原虫的有效药物。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一项特殊历史时期的任务，最终转化成了全人类对抗疾病的武器，拯救了数不清的生命。 月5 日下午，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老人皱着眉头。媒体蜂拥而至。几经争取后，10 月6 日上午，几家中央媒体的记者得以进入她家中进行采访——从2011 年因获得拉斯克奖而声名鹊起后，她几乎拒绝了所有的采访。85 岁高龄的屠呦呦听力已经不好，每个问题都要重复几遍才能听清。她准备了一张纸，算是“标准答案”，一上来就拿在手里，对着念了一遍：“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这份“标准答案”也许恰恰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这位无博士学位，无留学经历，无两院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能够取得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恐怕当年给屠呦呦起名的父亲，也不曾料到这《诗经》中的迎宾之曲真的迎来了一个济世之才，更不会想到那句“食野之蒿”竟成了一个神奇的预言吧。

（根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百度百科、《中国教育报》、中华网等整理） 相关链接

①“诺贝尔的奖项发展到今天，更多是用来对科学家一生的贡献做总结性表彰，而不仅仅是表彰近期的成就。”

（摘自《新京报》）

②“他们（屠呦呦和张亭栋）作出的贡献，在我看来，值得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他们在国际国内的认可都远低于他们的实际贡献。两位皆非院士，其中一人可能从未被推荐过。„„最重要的是，这些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

（摘自原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的《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 分）

A．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时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她因此患上中毒性肝炎。

B. 39 岁的屠呦呦仅有大学本科学位，却也被召集加入“523”项目，是因为她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她耗时3 个月，从两千多个方药中筛出640 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也证明了她的勤奋。

C. 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素，是受到了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启发，而事实证明，温度正是青蒿素提取的关键，过高的温度将破坏青蒿素的性质，使其抗疟性丧失。

D. 在确认了青蒿素提取物对人体是安全的情况下，屠呦呦和同事在患有间日疟原虫和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身上试验该提取物的有效性。临床试验的结果激动人心：经治疗的病人疟疾症状迅速消失，这些症状包括高烧和血液中的寄生虫数量。而采用氯喹治疗的病人却没有效果。 E.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诗句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迎宾之曲，该诗曾经被曹操化用入《短歌行》。文尾所说的“神奇的预言”是指诗句恰好将“呦呦”的名字与“蒿”联系在了一起。

（2）屠呦呦在提取青蒿素过程中展现出她身上怎样的特点？请结合文章简要分析。（6分）

（3）文章在开篇和结尾处引用《诗经》，有何作用？（6 分）

（4）屠呦呦对获得诺贝尔奖和提取青蒿素的功劳归属问题有何看法？请联系文本并实际谈谈你的思考。（8 分）

（1）C、E。 A项，屠呦呦一度患中毒性肝炎是因为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而她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原因列举不全。B项“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是她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的部分原因，而不是召入项目的原因；后边的工作不是她个人完成，而是她的研究组。D项中“而采用氯喹治疗的病人却没有效果”错误，原文为“没有这些临床收益”。

（C项得2分，E项得3分，A项得1分。）

（2）①具有中西医背景。既能在中医医书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又能驾驭西医的实验操作。

②勤奋。“耗时3个月，从两千多个方药中筛出640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 ③能够广泛吸收前人经验。吸取了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经验。 ④勇于创新。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素。

（每点2分，答出3点即可。）

（3）①内容上，交代了屠呦呦名字的出处，凸显了屠呦呦和青蒿之间的联系，点明了文章的主旨。

②结构上，首尾呼应，同时照应了标题，强化了对传主的赞美之情。

③效果上，引用《诗经》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与可读性，丰富了文章的内涵。（每点2分。）

（4）①她知道诺贝尔奖是崇高的荣誉，但并未将其放在心上，从她“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的慨叹和获奖后对媒体的态度上可以看出；（2分）

她把功劳归于研究团队和国家，并未居功自傲，从她“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的表述可以看到。（2分）

②学者最值得尊敬的是一生的贡献和精神，而不是名誉或者头衔。（相关链接）像钱钟书一生没有很多的头衔，却是不妨碍他受到世人的尊敬，只要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具有像屠呦呦那样为病患以身试药的精神，我们就应该给予充分的尊敬。

（4分，看法2分，联系现实2分。言之成理即可。）

屠呦呦个人事迹简介篇2

屠呦呦

篇一：时评人物素材：屠呦呦

时评人物素材：屠呦

呦北京时间10月5日17时30分，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2015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 关键点一：创新

首创性、关键作用，这就是屠呦呦获奖的最重要的原因

1967年，越南战争陷入拉锯。当时，一种可怕的瘟疫席卷战区，杀伤力之大远胜于子弹炸药，造成的非战斗性减员是战斗性减员的4 —5倍。这种古老的瘟疫正是疟疾。越南方面向中国求助。1967年5月23日，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集体，悄悄开始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代号“523”，研究的指向明确——找到防治疟疾新药。两年后，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也参与进来。

那一年，屠呦呦39岁。因为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带领

一个小组的成员开始查阅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研究组耗时3个月，从两千多个方药中筛出640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最终入选的胡椒“虽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抑杀作用并不理想”。青蒿是当时的191号样本，虽然曾经有过68%的抑菌率，复筛结果却一直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呢？

屠呦呦开始系统地查阅古代文献，希望能在古籍中找到只言片语，而这还真被她找到了。这就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的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素。这抓住了“牛鼻子”——温度正是青蒿素（青蒿素到了1972年才获得命名，此时研究组尚不知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提取的关键，过高的温度将破坏青蒿素的性质，使其抗疟性丧失。 篇二：屠呦呦个人简历

屠呦呦个人简历

”她表示，经过现代技术的提纯和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中草药在疾病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屠呦呦团队与中国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全球数亿人因这种“中国神药”而受益。 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

在改善人类健康和减少患者病痛方面的成果无法估量。

屠呦呦，1930年生于浙江宁波。“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中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

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选择药物学系生药学专业为第一志愿。她认为生药专业最可能接近探索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领域，符合自己的志趣和理想。在大学4年期间，屠呦呦努力学习，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专业课程中，她尤其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有着极大的兴趣。

190次之后才成功

屠呦呦虽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仍坚持工作，无论到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在室内进行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由于她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1958年，被评为卫生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屠呦呦入职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的屠呦呦身体很快受到损害，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做出贡献；结合历代古籍和各省经验，完成《中药炮炙经验集成》的主要编著工作。屠呦呦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发现青蒿素，作为防治疟疾的一线药物，“它每年在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并且在与疟疾这种致命疾病的持续战斗中产生了长远的医疗福利。”拉斯克基金会如是说。 为什么屠呦呦可以在平凡岗位上大有作为？或许我们可以从她说过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一个科技工作者，是不该满足于现状的，要对党、对人民不断有新的奉献。”

名言；征服畏惧、建立自信的最快最确实的方法，就是去做你害怕的事，直到你获得成功的经验。 篇三：最新作文素材：屠呦呦

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2015诺贝尔医学奖

2015年10月0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刚刚宣布，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奖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央视记者王薇薇）

“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这位80岁的女科学家声音清脆，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青蒿素的成绩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屠呦呦的讲话始终保持一致的低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屠呦呦团队与中国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地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全球数亿人因这种“中国神药”而受益。

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拉特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从中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这表明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也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她表示，经过现代技术的提纯和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中草药在疾病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

中国人获诺贝尔医学奖#【她曾亲自试药 得中毒性肝炎】青蒿素动物实验时，曾出现过性转氨酶升高等现象。当时，屠呦呦和两位同事决定亲自试服，屠呦呦因此得了中毒性肝炎。但她们坚持亲自证实药物安全，才投入临床给病人服用。最终，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生命

屠呦呦通过央视正式发表获奖感言：获诺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个入口。

呦！

中国人首获诺贝尔医学奖 1

疟疾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人类对付疟疾的最有力的药物均源于两种植物提取物，一是法国科学家19世纪初从植物金鸡纳树皮上提取出的奎宁，二是我国科学家20世纪70年代从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向恶性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推荐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

屠呦呦的名字本身并不“沉默”，呦呦，是鹿鸣的声音，典出《诗经》。打开《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第一页就是那句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名字和这种植物，两千多年前就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 意。

一、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

疟疾是危害严重的世界性流行病，全球百余国家年约三亿多人感染疟疾。自本世纪六十年代起，氯喹等原有抗疟药因疟原虫对此产生抗药性而失效。时值越南战争，促使国际上迫切寻找新结构类型抗疟药。在国内（曾由“523”办组织全国七大省市筛选中草药，国外（合物达三十万种）大量工作未获成功的情况下，领导科研组以现代科学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指导思想，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基础上，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200多方药，组织筛选。经研制380多个样品，特别结合古代用药经验，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绞汁”服用截疟记载中，考虑到温度、酶解等因素，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获得青蒿抗疟发掘成功！ 发现的有效部位和有效单体—青蒿素，对鼠疟、猴疟均具有100%的抗疟作用。

二、首先发现双氢青蒿素

在研究青蒿素化学结构中，屠呦呦于1973年首创其还原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这在青蒿素类药物研究上意义是很大的：

（一）确证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

（二）由双氢青蒿素结构中的羟基得以制备各类青蒿素衍生物，增效并扩大生物活性，促使当今国内、外对青蒿素类药物研究不断深入，更好为人类保健作贡献；

（三）经屠呦呦负责的科研组七年努力，得以创制出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又复燃率低至1.95%的新一代抗疟药，其片剂具有更突出的“高效、速效、安全、剂量小、口服方便、复燃率低、研制简廉”等优点，特别是经药效学及临床研究，证实最便于病人口服的片剂，在“安全、有效”上，胜于当前注射给药的同类衍生物，被认为是当前青蒿素类药物之优选者！该药于1992年获国家“一类新药证书”（92卫药证字X-66、67），已大批生产，经销国际市场，反映良好，被认为是“国际上治疗各型疟疾的较理想口服治疗药”。

屠呦呦为什么落选院士

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和留洋背景是“文革”前的历史条件所致，落选院士则值得探究。据了解，前些年屠呦呦曾几次被提名参评院士，但均未当选。像屠呦呦这样做出国际认可的重大科学贡献而落选院士的，在我国并非个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比袁隆平晚一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统所研究员李爱珍，享誉海内外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

这些人是因为学术水平不高、科学贡献不大而落选院士吗？答案显然不是。从上述几位“落选院士”的治学为人风格中，人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袁隆平至今仍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扎在水田里研究超级水稻；李爱珍数十年如一日呆在实验室里搞研究，如果不是因为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恐怕还不为社会所知；屠呦呦除了“不善交际”，还“比较直率，讲真话，不会拍马，比如在会议上、个别谈话也好，她赞同的意见，马上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不管对方是老朋友还是领导”（屠呦呦的老同事李连达院士语，笔者注）；饶毅则是出了名的“敢讲话”，研究之余还在自己的博客和国内外媒体上撰文，批评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教授不听讲座的浮躁学风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中国农大原校长石元春、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杨宝峰，虽然因涉嫌学术造假而屡遭检举、质疑，却依然稳坐院士的宝座；相当比例的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顺风顺水地当上了院士，风光于政、学、商诸界。

作为“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的评选无异于风向标、指挥棒，具有无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其评选是否客观、公正，不仅事关院士群体自身的尊严和公信力，更影响着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方向和工作热情，甚至海外留学人员的来去选择。

默默工作、不善交际、敢讲真话、贡献卓著的落选院士，涉嫌造假、擅长公关、有权有钱的却顺利当选、风光无限。两相比照，向社会传递了怎样的信号？给公众造成了怎样的印象？

是该检讨、改进两院院士的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的时候了。

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

新华网北京10月5日电 （记者王思北吴晶）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5日晚间，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通过前往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2015年10月5日北京时间17时30分，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当晚，受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委托，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和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前往屠呦呦家中表示祝贺。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对屠呦呦获奖的贺辞中表示，屠呦呦的获奖，表明了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研究的深切关注，表明了中医药对维护人类健康的深刻意义，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学术精神和创新能力，是中国医药卫生界的骄傲。

屠呦呦将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金的一半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5日电（记者付一鸣和苗）瑞典卡罗琳医学院5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这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3 医学奖奖金共800万瑞典克朗（约合92万美元），屠呦呦将获得奖金的一半，另外两名科学家将共享奖金的另一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引发疟疾的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20世纪60年代初，疟疾再次肆疟东南亚，疫情难以控制。科学家们重整旗鼓，开始寻找对付这种疾病的新药。在这股新浪潮中，传统中药青蒿脱颖而出。青蒿是一株救命草。找到它的人，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1961年5月，美国派遣军队进驻越南，越南战争爆发。交战中的美越两军深受疟疾之害，减员严重，是否拥有抗疟特效药，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美国投入巨额资金，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但没有找到理想的药物。越南则求助于中国。1967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一个旨在援外备战的紧急军事项目启动了。因为启动日期是5月23日，项目的代号被定为“五二三项目”，这是一个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的大项目，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参与，屠呦呦是其中一位。

此前，国内其他科研人员已经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屠呦呦决定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开始，也四处走访老中医，她整理了一个640多种包括青蒿在内的草药《抗疟单验访集》。

但在最初的实验中，青蒿的效果都不是最好的。她再次翻阅古代文献，《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原来青蒿里有青蒿汁，它的使用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在摄氏60度的温度下制取青蒿提取物，1971年10月4日，她在实验室中观察到这种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

今天，疟疾仍然是危害人类最大的疾病之一，全世界每年有5亿人罹患此病，100多万人因此死亡。

“青蒿是一种作为青蒿素来源的中药植物，用于生产最有效的抗疟药物。”2007年3月12日，世卫组织在发表专著《青蒿种植与采集指南》的新闻稿中如是说。

世界上青蒿素药物的生产主要依靠中国从野生和栽培的青蒿中提取，但青蒿中青蒿素的含量只有0.1%~1%，非常低。专门种植青蒿也占用了大量土地。

青蒿素与中医是什么关系？

“受传统医学启发”是非常严谨、恰当的表达。张大庆也表示，青蒿素不能说与中药毫无关系，“还是受到了启发，获得了一些灵感的”，但是，它的研发其实遵循的是现代药理学和化学的方法，经历了非常严格的提纯-再试验-测定化学结构-分析毒性药效-动物试验-临床试验-提取工艺优化-生产工艺的制药流程，“这和我们传统所说的中药不一样，疗效和毒性都是非常明确的，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不是说中国人吃了能治疟疾，非洲人吃了就不能治疟疾”。

首先中医药典籍记载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名实分离”的问题，也就是说，古人所说的青蒿，其实是一个大类，包含了许多植物。如今我们所说的“青蒿”是不含青蒿素的，倒是“臭蒿”或“黄花蒿”才含有青蒿素。

其次是化学方面。青蒿素是从黄花蒿中分离得到的一种倍半萜内酯过氧化物，倍半萜内酯的特点是脂溶性较高，这就意味着，传统中药加热煎服的方法，将对青蒿素造成破坏，使其失去治疗作用。但是，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所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倒的确有可能提供成功的线索，这里的关键在于，没有经过加热煎服这一过程。

用“砒霜成分治疗白血病”可能会是下一个受到关注的重大成果

用砒霜治病，中药有传统，西方也曾用过。含砷的中药有砒霜、砒石、雄黄、雌黄等。北宋的《开宝详定本草》、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记载了砒霜的药性。在上世 4 纪六、七十年代，在巡回医疗过程中，中国医学人员在从民间中医得知可用砒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酥等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后，通过一系列艰难的研究加上许多后来者的卓越贡献，尤其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的张亭栋的贡献，最终揭示了砒霜的化学成分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治疗可以起关键作用。

这个成果曾获得葛兰素史克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其重要性可能以后会获得更大的承认，饶毅教授认为，张亭栋的成果足以获得诺贝尔奖。

屠呦呦个人事迹简介篇3

Tu Youyou

For the discovery of artemisinin, a drug therapy for malaria that has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across the globe,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The 2011 Lasker~DeBakey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honors a scientist who discovered artemisinin and its utility for treating malaria. Tu Youyou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developed a therapy that has saved millions of lives across the globe,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n artemisinin-based drug combination is now the standard regimen for malaria,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lists artemisinin and related agents in its catalog of “Essential Medicines.” Each year,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people contract malaria. Without treatment, many more of them would die than do now. Tu led a team that transformed an ancient Chinese healing method into the most powerful antimalarial medicine currently available.

Malaria has devastated humans for millennia, and it continues to ravage civilizations across the planet. In 2008, the mosquito-borne parasites that cause the illness, Plasmodia, infected 247 million people and caused almost one million deaths. The ailment strikes children particularly hard, especially those in sub-Saharan Africa. It affects more than 100 countries—including those in Asia, Latin America, the Middle East, parts of Europe—and travelers from everywhere. Symptoms include fever, headache, and vomiting; malaria can quickly become life-threatening by disrupting the blood supply to vital organs.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educes disease incidence, prevents deaths, and cuts transmission.

In the late 1950s, the WHO embarked on an ambitious project to eradicate malaria. After limited success, the disease rebounded in many places, due in part to the emergence of parasites that resisted drugs such as chloroquine that had previously held the malady at ba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 secret military project that aimed to devise a remedy for the deadly scourge. China was particularly motivated to prevail over malaria not only because it was a significant problem at home, but also because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had asked for help. It was at war and the affliction was devastating its civilian and military populations.

The covert operation, named Project 523 for the day it was announced—May 23, 1967—set out to battle chloroquine-resistant malaria. The clandestine nature of the enterprise and the political climate created a situation in which few scientific papers concerning the project were published for many years, the earliest ones were not accessibl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many details about the endeavor are still shrouded in mystery. In early 1969, Tu was appointed head of the Project 523 research group at her institute, where practitioners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worked side by side with modern chemists, pharmacologists, and other scientists. In keeping with Mao Zedong"s urgings to “explore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great treasure ho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u combed ancient texts and folk remedies for possible leads. She collected 2000 candidate recipes, which she then winnowed. By 1971, her team had made 380 extracts from 200 herbs. The researchers then assessed whether these substances could clear Plasmodia from the bloodstream of mice infected with the parasite. One of the extracts looked particularly promising: Material from Qinghao (Artemisia annua L.， or sweet wormwood) dramatically inhibited parasite growth in the animals. Such hopeful results, however, were not reproducible, so Tu dove back into the literature and scoured it for possible explanations.

The first known medical description of Qinghao lies in a 2000-year-old document called “52 Prescriptions” (168 BCE) that had been unearthed from a Mawangdui Han Dynasty tomb. It details the herb"s use for soothing hemorrhoids. Later texts also mention the plant"s curative powers. Tu discovered a passage in the Handbook of Prescriptions for Emergencies (340 CE) by Ge Hong that referenced Qinghao"s malaria-healing capacity. It said “Take a handful of Qinghao, soak in two liters of water, strain the liquid, and drink.” She realized that the standard procedure of boiling and high-temperature extraction could destroy the active ingredient.

With this idea in mind, Tu redesigned the extraction process, performing it at low temperatures with ether as the solvent. She also removed a harmful acidic portion of the extract that did not contribute to antimalarial activity, tracked the material to the leaves rather than other parts of the plant, and figured out when to harvest the herb to maximize yields. These innovations boosted potency and slashed toxicity. At a March 1972 meeting of the Project 523 group"s key participants, she reported that the neutral plant extract —number 191—obliterated Plasmodia in the blood of mice and monkeys.

From branch to bedside

Later that year, Tu and her team tested the substance on 21 people with malaria in the Hainan Province, an island off the southern coast of China. About half the patients were infected with Plasmodium falciparum, the deadliest of the microbial miscreants, and about half were infected with Plasmodium vivax,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a disease variant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recurring fevers. In both groups, fever disappeared rapidly, as did blood-borne parasites.

In the meantime, Tu started to home in on the active ingredient, using chromatography to separate the extract"s components. On November 8, 1972, she and her colleagues obtained the pure substance. They named it Qinghaosu (literally, the principle of Qinghao) and it is now commonly called artemisinin in the west. Tu and her colleagues subsequently determined that it had an unusual structure. It proved to be a sesquiterpene lactone with a peroxide group, a completely different kind of compound than any known antimalarial drug. Later studies would show that the peroxide portion is essential for its lethal effects on the parasite.

Subsequent clinical trials on 529 malaria cases confirmed that the crystal they had isolated delivers the antimalarial blow. Many scientists from other institutes then joined efforts to improve the extraction procedures and conduct clinical trials. The first English language report about artemisinin was in December 1979; as was customary at the time in China, the authors were anonymous. By that point, the China-wide Qinghaosu research group had given the substance to more than 2000 patients, some of whom had chloroquine-resistant P. falciparum malaria infections. In addition, the drug cured 131 of 141 individuals with cerebral malaria, a particularly severe form of the disease. Comparative studies on a small number of cases suggested that the drug acted more quickly than chloroquine did. The investigators reported no harmful side effects.

The paper drew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 October 1981, the 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on the chemotherapy of malaria, sponsored by the WHO, the World Bank, an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Business, invited Tu to present her findings at its fourth meeting. Her talk evoked an enthusiastic response. She told the audience not only about artemisinin, but also about some of its chemical derivatives. In 1973, as part of her structural studies, Tu had modified artemisinin to generate a compound called dihydroartemisinin. She later found that it delivers ten times more punch than artemisinin and that it reduces risk of disease recurrence. This compound provided the basis for other artemisinin-derived drugs. Starting in the mid 1970s, Guoqiao Li (Guangzhou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erformed clinical trials with artemisinin and these substances. They all delivered more therapeutic clout than did standard drugs such as chloroquine and quinine. The derivatives tend to hold up better than the parent compound in the body, and they form the foundation of today"s therapies.

In 1980, Keith Arnold (Roche Far East Research Foundation, Hong Kong) joined Li"s enterprise and two years later, they published the first high-profile clinical trial of artemisinin in a peer-reviewed, western journal. The same group then conducted the first randomized studies that compared artemisinin alone with the known anti-malarial agents, mefloquine and Fansidar (sulfadoxine-pyrimethamine)。 Artemisinin enhanced effectiveness without adding side effects. Li, Arnold, and others subsequently showed that suppository forms of artemisinin and its derivatives are effective. This mode of drug delivery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babies and unconscious patients.

Almost every new antimalarial drug has initially slashed incidence of the disease, and then the parasites stop succumbing to it. At that point, sickness and death rates climb again. Small pockets of resistance to artemisinin-based compounds have already cropped up in Western Cambodia. To avoid resistance, patients typically take two drugs that attack the parasit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ince 2006, the WHO has discouraged use of artemisinin compounds as solo therapies. The organization now recommends several combination treatments, each of which contain an artemisinin-based compound plus an unrelated chemical.

In 2001, the WHO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Novartis, the manufacturer of one of these drug combinations, Coartem®； it consists of artemether and lumefantrine, another antimalarial agent, which was originally synthesized by the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in Beijing. The company is supplying the drug at no profit to public health systems of countries where the disease is endemic. To date, Novartis has provided more than 400 million Coartem® treatments.

Tu pioneered a new approach to malaria treatment that has benefi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nd promises to benefit many times more. By applying modern techniques and rigor to a heritage provided by 5000 year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ractitioners, she has delivered its riches into the 21st century. By Evelyn Strauss 屠呦呦获Lasker临床研究奖

2011年的Lasker~Debakey临床成就奖颁给了一名中国女科学家，为了表彰其对青蒿素的发现和在治疗疟疾方面的杰出贡献，这名女科学家就是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屠呦呦。她所发现的疟疾治疗方法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挽救了数亿人的生命。现在基于青蒿素的药物制剂已经成为治疗疟疾的公认疗法，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已把青蒿素及其相关制剂列为“基本药品”。每年数千万人会感染疟疾，如果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其死亡率将远远超过现在的水平。而正是屠呦呦领导的团队成功地将中国传统的治疗方法转变成了治疗疟疾的最有效的药物。

疟疾已经困扰了人类长达上千年，至今仍在整个地球上吞噬着生命。2008年，一种靠蚊虫传播的疟原虫感染了2.47亿人，最终造成近一百万人死亡。这种病对儿童的伤害更为严重，尤其是那些生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孩子。疾病影响了一百多个国家，比如亚洲、南美洲、中东、欧洲部分地区、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旅行者。症状包括发烧、头疼和呕吐；一旦疾病破坏了重要器官的血供，疟疾就能威胁到人们的生命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和治疗能显著减少疾病的发生、降低死亡率、切断传染途径。

在五十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决定着手根除疟疾的计划。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疟疾在很多地方又卷土重来，部分原因就是出现了具有抗药性的疟原虫，比如抵抗传统疟疾治疗药物氯喹的疟原虫。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秘密军事计划，目标就是解决这种致死性的疾病。中国政府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决心不仅因为这是国内的一个重要问题，更因为越南政府也为此求助。处于战争时期，疾病不只会给平民也会给军队带来毁灭性打击。

正因为如此，以日期命名的秘密行动“523计划”于1967年5月23日正式启动，志在征服抗氯喹性疟疾。该计划的绝密性和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多年内没有相关文献的报道，国际社会无法搜索到最早期的数据，甚至至今很多细节依然是迷。1969年年初，屠呦呦被指派为她所在研究所的“523计划”组的项目组长，该研究所有着传统药物研究者与现代化学家、药剂学家及其他学科科学家通力合作的学术环境。为了响应毛主席“全力探索和进一步开发传统中医宝贵财富”的指示，屠呦呦仔细整理了古老文献和民间偏方，从中整理出2000个备选方案。截至1971年，她的团队已经从200种植物中制备出380种提取物，然后由研究人员评估这些物质能否清除感染疟疾的小鼠血清中的疟原虫。

其中一种提取物看起来很有潜力：青蒿提取物被证明可以有效抑制寄生虫在动物体内的生长。但这充满希望的结果却没有很好的重复性，所以屠呦呦又重新查找文献，寻找可能的 4 原因。

目前已知的对于青蒿的首次医学记载出现在从马王堆汉代墓葬群出土的“52处方”，距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其中记载了用青蒿治疗痔疮的具体用法。晚些年代的记载中也提到了这种植物的药用作用。屠呦呦从葛洪的《应急处方》中发现青蒿有治愈疟疾的能力，其中记载道“取少量青蒿，浸于2升水中，然后滤出液体，饮用”。她这才意识到之前用标准程序处理青蒿时的煮沸和高温提取工艺可能已经导致有效成分失活了。

有了这个想法，屠呦呦改进了提取工艺，使之可以在低温和乙醚溶剂中进行。同时她还发现提取物中的有害酸性物质主要来源于植物的叶子，所以她还设法找到了采摘植物的最佳时机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副产物的产生。这些创新显著提高了药效，同时降低了毒性。1972年3月，在“523计划”核心成员的会议上，她正式汇报了这种中性植物提取物——191号——可以清除老鼠和猴子血液中的疟原虫。

之后，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在海南省21名病人身上进行了这种提取物的临床试验。受试患者中，一半感染了最致命的变异微生物——镰状疟原虫，另一半感染了间日疟原虫——一种会导致反复发热的常见致死疾病。这两组患者经这种提取物治疗后，发烧症状迅速消失，血液中的疟原虫数量也大大减少。

同时，屠呦呦尝试着利用色谱分离提取物中的各种组分，以确定这种活性物质的具体结构。1972年11月8日，她和同事们终于得到了纯净物，并命名为青蒿素，西文名“arteminsinin”。他们发现青蒿素具有其特殊的结构——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这与已知的抗疟疾药物的结构都有很大的区别。研究表明过氧基团正是杀灭寄生虫的关键成分。

后续的529个疟疾临床试验证明，屠呦呦团队分离得到的晶体确实可以发挥抗疟疾的功效。于是，来自其他研究所的多名科学家也参与进来，继续改进提取工艺，并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关于青蒿素的首次英文报道发表于1979年12月，不过正如当时中国的惯例，作者都是匿名的。文章发表时，青蒿素研究组已经给全国范围内的2000多个病人服用了该制剂，其中也包括感染了抗氯喹性疟疾的病人。此外，该药物还治疗好了131名患有更严重的脑型疟疾患者，治愈率高达93%。小规模病例表明青蒿素的作用速度要明显快于氯喹。而且研究人员没有发现青蒿素有任何有害的副作用。

这篇报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81年10月，一支由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商业发展部门出资筹建的研究队伍拜访了屠呦呦，希望了解她研究的成果。屠呦呦不仅讲解了青蒿素，也提起到青蒿素其他的化学衍生物，她的讲述显然引起了研究团的浓厚兴趣。1973年，屠呦呦对青蒿素进行了化学修饰，得到了一种名为二氢青蒿素的化合物。她发现这种衍生物对疟疾的治疗效果要强10倍，而且降低了疾病复发的几率。这个化合物的发现 5 为其他抗疟药物的研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广州中医学院的李国桥教授开始了该化合物的临床试验，结果表明它比传统的抗疟药物氯喹和奎宁都有着更强的疗效。这种衍生物明显比其原药在体内的效果更显著，为今天的治疗手段奠定了基础。

1980年，罗氏远东公司的Keith Arnold加入了此项研究。两年后，他们在世界知名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倍数瞩目的疟疾临床试验结果。同一个研究组随后又发表了青蒿素与其他两种抗疟药物——甲氯喹和治疟宁——的随机比较试验。研究均表明青蒿素在提高药效的同时降低了副作用。除了学术界，多个制药公司也证明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栓剂是有效的，这种药物递送方式对于婴儿和无自主能力的病人更是尤为重要。

几乎每种新型的抗疟药物都是在初期能够有效减少疾病发生率，然而随后疟原虫就产生了抗药性，于是患病率和致死率又迅速爬升。例如在柬埔寨，已经出现了少数对青蒿素药物具有抗性的疟原虫了。为了防止抗药性的产生，病人一般需要服用两种药物，分别通过不同的途径治疗疟疾。从2006起，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不建议青蒿素化合物作为单独的处方，而建议采用复合疗法，每一种复合疗法都由青蒿素化合物和另一种化学药物组成。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与诺华公司签订协议，同意生产其中一种处方药Coartem®，包含青蒿素和苯芴醇，其中苯芴醇是另一种抗疟成分，由北京军医学院最先合成。在疟疾肆虐的国家，诺华公司零利润地向公共卫生体系提供青蒿素药物，至今为止，已经提供了多于4亿份Coartem®处方药。

到今天为止，屠呦呦发现的抗疟疗法已经挽救了数亿人的生命，而且还将造福更多的人。受益于当今社会的先进技术和中国五千年传承下来的经验，屠呦呦将这项宝贵的财富带到了二十一世纪，成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屠呦呦个人事迹简介篇4

屠呦呦，女，药学家。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医学院药学系生药专业学习。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曾接受中医培训两年半，并一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200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期间前后晋升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药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1972年成功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15H22O5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2011年9月，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拉斯克奖和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2015年10月，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她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2017年1月9日，屠呦呦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