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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10-23 12:41:09 来源：勤学考试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论文范文：政治精英培养与政党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干部培训制度研究
第一章导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或“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决定当前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中共带领群众开展革命、建设、改革工作中，探索出了一条依靠干部培训整合政党、提升政党素质的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精英培养机制和制度。这套机制在中共革命、执政的不同时期对于整合全党思想、提高党的能力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被海外学者称为中共取胜的“秘密武器”。
实际上，中共的政治精英培训机制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就开始逐步探索了。这既是列宁建党思想的内在需要，也是中共所处具体历史条件的必然要求。1933年 3 月 13 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在江西瑞金开学，标志中共中央党校正式建立。从此，中共政治精英培训有了最高层面的平台和阵地，相关的机制制度围绕这一平台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精英的培训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党的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进入 21 世纪，中共作为执政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中共清醒地看到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反复强调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意识，并清晰地认识到，只有不断提升政党素质，才能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而提高政党素质，重要的方法就是加强对政治精英的培训，通过培训，使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知识技能、政治道德等方面得到整合，以便于准确、高效地执行党的政策和目标。为此，中共提出了大规模培训、轮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的要求，制定了相关的规划方案。目前，中共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政治精英培训制度体系，为推动政党整合与政党发展注入了持续的活力。
第二节文献综述
一、国内关于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研究的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于中共党的建设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关于党的政治精英培训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成果有的侧重于对党的干部培训历史的梳理，有的侧重于对党的干部培训经验的总结，有的则侧重于对干部培训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还有一些是培训过程中学员个人的日记、思考等，从这部分文献中可以窥探作为培训主体的学员其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因而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一）关于政治精英培训的宏观分析
政治精英培训、培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学者将其纳入政党自身建设研究的范畴。王长江教授认为，要增强党内的凝聚力，就需要在党内形成更多的共识，而党内教育和培训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为看重意识形态的作用，因而也最看重党员和党的骨干的教育培训工作。教育和培训的基本内容有两项，第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使接受培训的客体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问题、认识世界，强化他们对党的认同和忠诚。第二是专门技能培训，意在提高他们对党自身进行管理的水平和作为执政党掌握权力、领导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水平。王长江教授在这里把党的教育和培训放在一起论述，基本上解释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政治精英教育培训的意义和内容。但由于只是概述性的论述，所以作者没有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展开。
谢春涛教授是从中共如何选拔和管理干部的角度来论述党的干部教育培训机制的。他指出，重视干部教育是中共的优良传统。他简要回顾了中共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的历史背景和当前干部培训的基本格局，认为“中共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训，实际上是善于学习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干部教育和干部培训并不属于同一个范畴，中共从建党指出逐步形成的干部培训制度，已经超越了建党之初的学习功能，而是具有了更多的涵义。
第二章 政治精英培训与现代政党建设
当今世界，政党政治遍布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很难想象，当代国家的政治并非政党政治”。英国学者艾伦·韦尔指出，当今世界只有两类国家不存在政党：一类是在少数传统的小型社会中不存在政党，这些社会主要分布在波斯湾地区，处于家族统治之下；一类是有些政体禁止政党和政党活动，这些政体或被军人控制，或被拥有军队支持的独裁者控制。这些强权党政的当局一旦放宽对权力的掌控，政党就开始从“地下”或从海外总部卷土重来。韦尔进一步指出，“政体在压制政党政治的产生和发生方面碰到的困难显示出，政党对一个现代国家的管理极为重要”。美国学者 E.E.沙茨施奈德给予了政党和政党制度更高的评价，他指出，“毫无疑问，政党的诞生是现代政府的显著标志之一，政党创造出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体不容置疑地与政党制度相伴而生”。可见，政党政治作为一种世界潮流，有着很强的现实需要。
第一节 现代政党建设与政治精英培养
政党起源于近代西方，它的产生和演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政党逐步发展为大规模的群众性组织，并在世界各国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的政治现象。政党的发展也带来政党功能的衍生和政党建设问题，特别是政治精英的培养成为政党发展的关键。
一、现代政党的起源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党”字一般指划分居民的单位名称，或者指一种类属关系，很多时候还用来形容搞秘密团伙组织的营私行为。《周礼·地官》中说“五族为党”，这里的“党”就是周制里的一种居民计量单位，称五百户为党，与此相对应的是更大的计量单位——乡，所以“乡党”经常放在一起使用，至今在陕西等地的方言里还有使用，指乡里、老乡。《礼记·坊记》中说：“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这里的“党”指的是一类人。《诗经·卫灵公篇》中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尚书·洪范》中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在这里“党”字就彻底变成了一个贬义词，意指结党营私、偏私、“相助匿非”之意。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时代，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里，任何人都必须效忠君主，所以历代封建帝王对于争权夺利的“党争”无不深恶痛绝，同时也导致“贤士大夫，语及党之一字，则蹙额掩耳，如不欲闻”。但是“党争”在封建社会一直存在，如东汉的“党锢之祸”，伤及汉朝的根本；唐代“牛李党争”（牛增儒、李德裕），双方斗争长达 38 年；宋代的新、旧党之争；明代的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清代的维新党与守旧党之争；等等。更有甚者，称“汉唐宋明四代，皆乱于朋党”。封建统治者对限制这些“党争”采取了很多办法，如汉武帝就设立“阿党附益之法”来限制结党。
可见，中国古代对于“党”的界定和态度与政党的含义大为不同，这恰恰如同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普遍之心理，对党字之意义，不甚明了，以为古书上对于党字的解释不甚良美，有所谓‘君子群而不党’之说，不知今日之政党的党字，在英文名为 Party，在中国文字别无与 Party 相当之字，只有此党字较为近似，并无别字较党字确当者，故用此党字，究竟与古时所用之党字大有区别”。事实上，古代封建社会里频频发生的“党争”也说明在政治这个场域里不同的势力派别相互角逐斗争是常见的，也是正常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在其名作《朋党论》中说：“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而，他又认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因为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这种建立在财货利禄上的“暂相党引以为朋者”，是虚伪的、不牢靠的；而君子则不然，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
第二节? 西方主要政党政治精英培养机制
现代政党起源于西方，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同阶级相互斗争的产物，资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盖因于此。在政党产生的三百多年时间里，西方国家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这些政党也探索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精英培养和再生产机制，促进了政党的良性发展。
一、资产阶级政党与选举导向型政治精英培养
资产阶级政党是历史上出现的最早政党类型，指的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的以自由主义政党、保守主义政党等形式存在的现代政党类型。从意识形态上看，资产阶级政党强调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在组织和党员构成方面，资产阶级政党建构在权力分散、独立性强的核心小组基础之上，没有发展起庞大严密的组织系统，与此对应的是，资产阶级政党并不强调党员规模的扩大，而是注重吸收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物加入政党。从政党活动上看，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议题主要围绕选举和议会展开，意识形态色彩不浓。在政纲和政治主张方面，每一个政党都代表社会特定群体的利益和主张，因此一个国家一般都有两个以上的政党，但为了吸引更多的选民，政党的政纲常常向政治光谱的中间靠拢。资产阶级政党的这些特征使得其政治精英的培养强调选举导向，而在意识形态、政治道德方面比较弱化。
（一）政党的内生特性与政治精英培养的动力不足
资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在迪韦尔热看来，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建立议会团体；其次，组织选举委员会；最后，建立议会团体和选举委员会之间的永久联系。当议会团体和选举委员会之间的这种联系组织建立起来之后，政党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议会中，议员或基于不同的政治信念、或因为不同的利益分野而组成议会团体，构成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要件之一。资产阶级政党产生的另一要件就是议员组织选举委员会。随着选举权的逐步扩大，议员面临的选民人数急剧扩大，参选的议员压力也越来越大，迫切地需要创立议员个人组织来帮助自己赢得更多选民的认可和青睐，从而赢得选举。这种组织就是选举委员会。议员选举委员会的出现也表明，民主政体下公民政治参与度提升、公民意识觉醒，由此导致政治活动的专业化程度提高，需要专门的政治组织来进行操作。
议会团体和选举委员会这两个要件出现以后，议会团体与分散的选举委员会之间建立起制度性的联系，于是资产阶级政党便产生了。这种分散的议员选举委员会通过议会团体聚合而成政党，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整合议会团体，形成合力，进而在选举中有更大机会胜出。资产阶级政党自发的“内生性”特征也决定了政党一些活动的实用型导向，即以赢得选举为目标。同时，由议会团体统筹选举委员会形成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决定了政党组织的分散性和独立性特征，“政党内不存在强有力的以政党领袖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政党领导集团缺乏足够的威信和权力向政治精英施加系统的理论教育，无力按照自己的意图从内在思想层面塑造政治精英，也即是说无法代表政党充当纲领型精英再生产的主体”。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政党的特征使得其不能够对政治精英开展统一的、整齐划一的理论纲领培养，其对政治精英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如何协调政治精英做好选举准备工作、如何提高政治精英的竞争力上，而资产阶级政党作为政治精英培养的主体，其动力是不足的。
第三章 制度的探索与创立：建国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探索....................... 79
第一节 制度的探索：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培训（1919—1927.7） ...... 79
第四章 制度演进与制度断裂：建国至改革开放前党的干部培训制度的演进.......... 155
第一节 制度的演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干部培训（1949—1956） ........... 155
第五章 制度变迁与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干部培训制度变迁.................. 196
第六章? 对制度的特征、功能与问题的分析
中共开展政治精英培训是由政党的历史沿革和政党的内在特性决定的，其实质在于通过集中培训再生产出符合政党发展目标的政治精英。中共作为纲领型的强意识形态政党，有着强协调性的组织结构，一方面对政治精英塑造和再生产提出了客观上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开展培训工作提供了理论载体和组织保障。强协调性组织结构和强意识形态特征被郑永年视为中共实现国家治理的两大主要工具，他分别称其为“硬力量”和“软力量”。此外，政治精英培训制度也有着较长的历史沿革。自中共诞生开始，就注重培训和培养精英骨干力量。即便是在制度发生断裂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也依然通过“五七干校”等形式训练党员干部。在中共诞生的九十多年时间里，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和政党的命运相生相随，经历了由探索、创立、完善、演进、断裂、分化以及制度化的过程，与中共实现了同步性的变迁。可以说，一部政治精英培训制度变迁的历史就是政党的发展史。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的功能在于加强整个政治精英队伍的学习能力，在意识形态、知识能力、政治道德等方面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达到提高政党整体素质、提升政党能力的目标。我们还必须看到，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政治精英培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如意识形态标准高素质政治精英培养目标的张力、党性修养与世俗利益的冲突、制度政治属性与市场侵袭的矛盾等。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进一步增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吸引力，从而用符合现实发展需要的理论整合全党思想；其次，要进一步运用好组织的手段，将培训作为凝聚政治精英、增强政党向心力的重要手段；第三，要加强纪律约束，用铁的纪律消解市场侵袭对受训政治精英党性锻炼的影响。
结论
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由政党的历史沿革和政党的内在特性决定的，其实质在于通过集中培训再生产出符合政党发展目标的政治精英。不同于西方议会内生型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共诞生在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广泛传播的时代。而且，中共一经诞生，就迅速投入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这样的历史渊源和政党特性决定了中共对于意识形态的高度依赖，也决定了政党的强协调性组织结构特征和严格的纪律特征。这样的政党特征使得中共必须持续地开展政治精英培训工作，当然，也决定了政治精英培训工作随着政党的发展变迁而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因此，政治精英培训制度也与中共的发展逻辑具有同步性和一致性。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将中共政治精英培训制度这个子制度系统放在中共和中国这个更宏大的语境中去考察其所处的环境、具体的制度安排以及所产生的制度绩效，并且着重考察了推动制度变迁的内部冲突、外部环境、新观念的引入和精英的作用等变量，得出了以下几点基本的结论。
其一，政治精英培训制度是嵌入中共政党内部的一种结构性制度安排，是推动政党能力提升、实现政治精英整合的工具。“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自建党开始，就着力于抓“干部”这个决定政党命运的决定性要素，致力于提高政治精英的素质，并以此推动政党的事业向前发展。从建党至今，中共主要培养了两种类型的政治精英，既革命精英和执政精英。由于中共是强意识形态政党，按照政党的要求，这两种类型的政治精英都需要掌握两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一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了的意识形态理论；一种是“实践的意识形态”，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此外，政治精英还需要掌握必要的知识和本领，并不断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强化对政党的忠诚。这些综合素质的获得，都需要通过党校和干部院校这个场域来实现。这表明，政治精英培训制度是政党提升自身能力、加强政党组织的整体性建设、推动政党发展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安排。
其二，政治精英培训制度的演进与中共的发展呈现出同步性变迁的特征，这是由制度自身的功能和特征决定的。制度的功能在于提高政党的学习能力，实现对政治精英的整合，塑造出符合政党需要的新型政治精英。要实现这种功能，就要依托于制度的两大载体——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而制度的物质载体和理论载体又紧紧地和政党的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所以，政党的任何变化都会很快地影响到制度的形态与变迁，以至于在“文革”期间，政治精英培训本身就成为了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一部分。特别是今年来，中共不断主动地调整和完善政党的意识形态，以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也更加迫切地要求对政治精英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整合。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