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期间地财政政策与财政规章制度

第三章 起义后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政策与财政制度

第一节 财政政策制定的目的和依据

制定目的

保障军政供给，摆脱财政困境

军队不解决给养问题就不能生存。有足够的经济力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因此，等率领中共掌握的武装开往右江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财政工作。

起义与龙州起义后，红七军、红八军的衣、食、住、用等项目是最大的财政开支。刚开始时，供给干部每月的伙食补助为12元，士兵每月为6元。与此同时，红七军、红八军党组织和政治工作部门还实行管理、经济公开、官兵平等制度，在红七军、红八军宣布成立的当月，官兵一律发薪饷20块银元（广西银毫每1.6元等于光洋1元），衣服、胶鞋由公家发给，在后来的土地革命中还分给红军指战员们土地，使士兵们真正感受到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更加激发了全军将士为工农解放而奋斗的精神。但这样一来，仅薪饷一项开支，每月开支总额达30万银元以上。后来，左右区遭受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区财税锐减，经费来源困难。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红七军、红八军贯彻1930年4月中共中央在《给七军前委信》提出“渐次做到废除薪饷制度”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233页//《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233页//《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除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日常供给外，赤卫军的日常供给也是一个问题，在当时主要由各级维埃政府来解决。左右江赤卫军是志愿兵制，平时就像普通群众一样进行生产耕种，只逢战时需要集中。赤卫军的组织方式是由各村派出一定名额，3个月轮换一次。凡参与集中的赤卫军，均由各级维埃政府负责生活来源，主要是从打反动派、地主豪绅的缴获中支出，只拨给伙食和粮食，没有薪饷，没有发给衣服，更没有零用钱。当给养不足时，赤卫军战士还得从家里自带部分粮食进行补充。由于地方维埃政府财政困难，赤卫军生活待遇微薄，如思林县赤卫军中进驻县维埃政府担任保卫工作的战士，每人每天发给35个铜仙，官兵都一样 《百色起义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百色起义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根据地有上万人的红七军、红八军及各县赤卫队，还有地方维埃政府及群团的党政人员，要解决这么多人的供给吃穿问题，难度是很大的。所以当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军政人员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根据地各族群众的生活。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表现在红七军、赤卫队和党政人员在最困难的时候，常常以南瓜当饭，辣椒当盐，树叶当烟，过着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如1930年春在东兰武篆组建了一个临时野战医院，设备极为简陋，医疗器械几乎没有，药品非常少，医护人员也不多。只好上山找中草药，用土办法治病，动员群众来参加护理等等。曾在这个医院住院治病的黄明政回忆说：“粮少，我们吃粗糙的玉米粥；油盐缺，我们喝没有油或很少盐的南瓜汤；菜少，大家吃瓜藤、瓜花、瓜叶，上山找竹笋、野菜；肥皂、牙膏等日用品没有，同志们用过滤的草木灰水当肥皂，用毛巾擦牙齿代替牙膏牙刷；没有烟叶，有吸烟嗜好的同志找树叶当烟抽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757-758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757-758页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财政来源极为有限，就算在不给红七军、红八军与赤卫军发放薪饷的情况下，军队的日常供给都难以解决，更别说配备精良的武器弹药与医疗器械了。因此，等在中央的指示下制定了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来恢复生产、培育财源，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解决军队与党政人员基本的供给问题。

改善左右江各族人民的贫困生活

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立之前，左右江各族人民就早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社会经济是在封建地主豪绅统治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经济发展非常落后，虽然有水稻、玉米、小麦、高粱、黄豆、花生、红薯、木薯、甘蔗、烟叶等多种农产品，还有八角、茴香、木耳、龙眼、桐油、香蕉、荔枝等土特产品，石油、铝、铜、煤、金、锑、锰等矿产品，但这些产品都没有被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农业生产水平非常低下。工业生产方面几乎一片空白，除有一些小作坊及商家生产经营熬酒、榨油、刨烟丝外，其余就没有什么工业企业了。就连生活所必需的食盐、火油、火柴、铁钉及小杂货，都要从几百里或千里以外的、、等地输入，商业贸易亦不发达，除从右江水路及肩挑马驮从外地输入上述工业品和输出本地土特产品之外，就没有其他大宗的商品交换了 《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另一方面，左右江区还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居住着状、汉、苗、瑶、彝、仡佬等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长期以来，各族人民深受土官、豪绅地主及军阀官吏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过着被奴役、受勒索而极其贫困的生活。右江地区自唐宋以来就实行土司制度，直到民国初年“改土归流”才真正结束。各族人民长期受专制土官的统治和剥削。即使“改土归流”结束后，左右江地区的反动统治阶级仍然沿袭土司专制来压迫和奴役各族人民。在经济上他们仍霸占大量土地，出租放债，对农民进行重租高利剥削。据东兰县志记载，豪绅地主占全县人口不到10%，占的土地则达到70%。豪绅地主收取的田租及利息，不仅对半租利，甚至高达70%以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在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下，实行户口收捐，人头纳税，百物皆捐，无物不税。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各种捐税有30余种。这些捐税逐年提高，如东兰1913-1932年田赋、屠捐、烟酒牌照税三项增加达十余倍 《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1页

在当时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工商业发展落后的情况下，革命根据地有上百万的各族人民，他们迫切要求改变过去被压迫被剥削的穷困生活。这付重担自然落在右江党组织与各级维埃政府肩上。而财政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贫苦民众的税负，能恢复发展工、农、商业从而改善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制定依据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胜利

召开。会议讨论通过成立人民革命政权——右维埃政府，并讨论通过右维埃政府的实施政纲，由右江各级革命政权和红七军具体实施。在实施政纲中，与财政经济建设有关的容包括：“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实行累进税，并由维埃政府制定标准！没收反革命的财产，交维埃政府处理！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取消一切债务！”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187页一九三零年二月一日，党在龙州顺利宣布了武装起义，并宣告了红八军的诞生和左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同时还颁布了《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实施政纲中关于财经政策的规定有：“保护交通及商人营业；严禁奸商垄断操纵；由维埃评定物价”、“取消一切政府军阀捐税，实行统一累进税”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第187页

筹款自给的财政工作方针

土地革命初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经济落后，而且政权不太巩固，在这种情况下，同志就确定了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筹款自给的财政方针。这个方针是在攻打茶陵后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此之后就一直强调部队要通过打土豪筹款，并且亲自率领部队打土豪筹款或者派出部队到各处游击打土豪筹款。

在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和建立初期，以及红七军主力北上以后，多是采用暴力手段取得资财的办法，即用打土豪筹款的办法。由于处在游击战争环境和局部革命政权刚建立的情况下，革命群众生产遭受破坏，生活极为贫困，要靠群众来供养红军根本不可能，只好依仗革命武装斗争的胜利，没收土豪劣绅及反革命分子的资财，向富农、商户等筹粮振教，以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这种方针体现在1929年9月13号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广西党政治任务决议案》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路线：“党目前为要扩大加紧乡村的阶级斗争，推翻封建的经济基础，因此必须在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口号之下，争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党领导之下的赤色乡村的农会组织，应使其扩大和巩固。在非我党领导下农会，应设法推进去逐渐领导起来，做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使其转变为赤色农会。……”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筹款自给的财政方针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财政收入政策的制定起到了一个良好的导向作用，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打土豪筹款”财政收入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利依据，很好地解决了红七军、红八军、赤卫队与党政人员的给养问题，稳定了革命武装力量。

（二）运用税收手段的财政工作方针

起义与龙州起义前，由于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地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起义与龙州起义后，红七军、红八军的实施政纲中都规定了“取消一切政府军阀捐税，实行累进税”。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经过一段时期之后，革命政权比较稳固，革命局势比较稳定，生产和生活有了恢复和发展，这个时候在根据地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合理负担来给养红军已成为可能。合理负担的原则为：钱多多出，钱少少出，无钱不出，具体体现在1929年右维埃政府颁布的《合理负担暂行条例》。采取税收手段，既能营造良好的商业环境，打击不法商贩，保护正当商业，又能解决红军的部分经费。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扩大，区政府对财政方针作了相应的调整。1931 年11 月7 日中华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维埃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有了一定的条件，工农政权运用税收手段筹集资金显得十分必要也有了可能。1931 年11月，中华维埃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颁布了《中华维埃暂行税则》，税则规定了税收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三种，规定了税率、征收办法、减免税等，并提出:“在目前因革命战争关系，全国区不能连成一片”，因此“不能规定一个统一的税收办法，只能规定农业税征收的原则，各省可依据此原则按照当地情形定出适当的农业税”。这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税收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了依据。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方针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在革命斗争过摸索得到的。过去曾这样做过，但不明确。有做得对的，也有做得不对的 《当代中国财政史》第9页

《当代中国财政史》第9页

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的错误观点，他希望“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要求“大家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提出在战争允许的条件下，要尽可能发展各项经济建设事业，以解决红军和革命政权的供给问题，解决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批评了另外一种倾向，指出：“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并提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为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在以后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指明了方向。

力行节省的财政方针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有上万人的军队及各级维埃政府及群团的党政人员，当时的农业、工商业发展又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来源十分有限，因此，日常供给的解决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当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就是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来保证军政人员的供给。

1931年中央工农政府成立后，要求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开展节省运动。各地方政府的正常经费、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同时要将这一节省运动在群众中作广泛的宣传，使他们了解节省运动的意义，积极地实行节省，储蓄粮食，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中央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级政府、红军部队、企业和学校工作人员的热烈响应，取得了很大成绩。后来，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工农政府做工作报告时，进一步阐明了节省是财政支出的方针和会计制度的原则。他说：“至于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维埃对于财政的使用，应该与国民党的使用有绝对的差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

第二节 财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主要财政收入政策

打土豪筹款政策

打土豪筹款政策就是用革命武装打败地主豪绅和反革命势力的反抗，通过没收、罚款、派款等手段，强制性地让地主豪绅和反革命势力交出财物来供给红军、赤卫队及各级维埃政府与群团的党政人员。这个政策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初期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仅在政治上打击反动阶级的威风，在经济上也削弱了地主、豪绅、反革命的势力。

1.政策的制定

打土豪筹款，必须讲究策略，制定正确的政策。左右江革命根据在实行打土豪筹款的过程中，就非常注意斗争策略，借鉴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

一是区别对待不同剥削者。对于反动地主、土豪劣绅的财产，除没收其财产、田地、房屋、器具外，还可以罚款；对于一些罪大恶及的土豪劣绅，根据群众的要求，经团以上政治机关批准，必须处决，以灭敌人气焰，长贫雇农斗志，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对于可杀可不杀的则不杀，如果杀了树敌过多对革命不利；对于中小地主一般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权，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留给他一定的生活资料，给予生活出路；对于富农，则削弱他的经济力量，进行派款或要他们自动捐款，要他们依法缴粮纳税。这样做，分化瓦解了敌人，中立了中间阶级，孤立和打击了少数最反动的土豪劣绅。

二是严格区别对待土豪劣绅和一般工商业者。在打土豪筹款过程中，当时的政策曾明确规定：如果是地主兼商人，财产可没收一部分，即其封建剥削的部分，而且必须要说明清楚，其正当经商获得的部分则也不能动；如果特别恶劣，非没收其商店财产不可的，则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并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状，使群众明了原因。如在中小商人中筹款，数字不能太大，筹款时采用自愿和评议的办法，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愿地拿出一部分款来；同时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让中小商人自由营业，有利可图。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第169页

2．政策的实施

打土豪筹款政策的实施，在不同区域，实施的主体有所不同。当时右江出现了三种区域：赤色区域、白色区域、半白半赤区域。若是在赤色区域，一般由赤卫队带领群众去打土豪筹款。若是在半白半赤区域，一般由红军和赤卫队一起去打，有时也由赤卫队单独去打。若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白区，因为不仅有靖卫团、保安团、挨户团之类地主豪绅的反动地方武装而且还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反动统治势力强大，所以必须派红军大部队去打。1930年初，红七军有一支部队到镇结县打土豪，没收得金银财宝20多担，肥猪20多头和一批铜元。1930年4月30日红七军打进榕江县，没收地主豪绅资财及通过派教、募捐等筹集得数万元现洋，解决了红七军的给养问题。同时没收了军阀军火仓库及金库的全部物品，计有大炮、枪弹、被服、鸦片、现款等等，进一步武装了红七军。

　《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第287页

《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第287页

首先，通过调查摸底确定打击对象。打土豪筹款政策实施前，首先要确定好打击对象。为了准确无误地打击土豪劣绅，就必须要依靠广大群众，深入群众做细致地调查摸底工作。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红七、红八军每到一个地方，就分兵深入到各个乡村，向贫苦民众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重点了解谁是土豪，其反动势力大小、反动程度、社会关系、财产情况、住在哪里等。经过周密调查掌握好实际情况后，才组织群众去打土豪。维埃政权建立后，打土豪筹款的调查摸底工作主要由乡维埃政府来承担，并动员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对地主富农家产进行调查，适当地规定不同程度土豪劣绅的罚款和捐款的数目，进行严厉地催促等等。1930年1月，果德县龙马区维埃政府没收都阳主向永焯10万公斤谷子，步枪7支平果县志编纂委员会.

平果县志编纂委员会. 平果县志[M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424页

其二，必须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为了防止自由乱打，使打土豪筹款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在确定好打击对象后必须要上报给有关领导机关，批准后才能实行。若是部队打土豪筹款，一个团驻在一处时，须报团政治机关批准；驻地分散时，要经过营部批准；后来积累了经验，一个连单独行动时，可由连部批准。若是地方打土豪筹款，一般由乡政府批准，有时须经区政府批准。批准后要出示布告，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同时开群众大会，宣传打土豪的意义，讲明党的政策，号召群众到土豪家去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然后，根据土豪劣绅的罪恶及财力，或将其财产全部没收，或罚款，或捐款。1929年12月，果德县果化区工会经过调查发现有一些商家维利是图，常年剥削贫苦大众，情况特别恶劣，经过维埃政府批准，出布告宣布了不法商家的罪状后，立即由果德县果化区工会组织工人赤卫队，开展对不法商家作斗争的行动，没收恒福等8个商号的财产平果县志编纂委员会.

平果县志编纂委员会. 平果县志[M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第453页

其三，通过说服教育与攻心瓦解提高筹款效果。很多土豪劣绅很狡猾，他们不会老老实实地等着政府来打击，往往一听到风吹草动就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有的将财物藏匿到地下、夹墙里、暗格里，或者干脆舍弃家业，带着金银首饰逃跑。因此，尽管贴了罚款公布，抄了土豪劣绅的家，也找不到值钱的财物，筹不到款。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通过说服教育与攻心瓦解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筹款效率。首先可以依靠基本群众的力量，找到地主豪绅家的长工和佣人，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激起他们对土豪劣绅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依靠他们抓住土豪劣绅，找到藏匿财物。另外是可以采取攻心瓦解的方式从地主豪绅的家属、狗腿子下手，为他们指明出路，促使其供出土豪劣绅躲藏的地方，交待出财物的藏匿地点。这两种方式结合使用很到了不错的效果。

其四，筹集财物必须归公并造册登记。“打土豪要归公”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三大纪律之一。打土豪所筹集的款项和物资要集中保管并进行造册登记，严禁中饱私囊。登记造册的工作，在部队是由政治处或行动委员会负责，在地方上则主要由各级维埃政府的经济委员负责。为了保证有限的财政收入不被贪污、侵占和挪用，起义后第九天发布的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前委通告（第二号）》第七条提出：“有贪污、破坏党在群众中义信者，豪无疑义地开除出去，必要时可向群众宣布。”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右江上游各县代表大会议案》提出：“没收土豪及战争缴获要归公，不得贪污归私，若要发洋财即是反革命，严格处分不留情。”因此，打土豪筹得的财物，要求必须由下而上逐级上交，保证部队有足够的给养。造册登记的目的是为了做到计划开支，避免贪污浪费。

在打土豪筹款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些政策界限掌握得不准确，把富农当地主或把地主当土豪来打击，扩大了打击面。有些区域雇农贫农比较组织得好，但又走到另一极端，无条件的反富农，提出了“没收富农财产”、“杀富民”的口号，结果使中农动摇，实际上帮助了富农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9.第406页。1931年3月9日，豪人在《七军工作总报告》中提到：“在打击土豪劣绅的过程中，农民群众实行烧杀政策的错误倾向颇严重，每攻下豪绅所占据之村庄，必焚毁一空，且亦不分别是豪绅地主抑系其统治下之农民，有见人即杀之势。此种倾向经严厉地禁止，多方的解释，虽稍微改正一点，但仍未禁绝。因烧杀攻策之结果，豪绅所欺骗下之农民，几乎全是始终站在豪绅方面，极少投过来的现象。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9.第360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9.第406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广西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9.第360页

3．打土豪筹款政策的历史意义

打土豪筹款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具有较强的政治、经济与财政意义。

打土豪是稳固根据地，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举措。根据地建

立初期，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情绪高涨，常密谋联合军阀、官僚势力来打击革命武装。因此，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土豪劣绅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农民有了组织后第一个行动，便是开展打土豪斗争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也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的志气和社会地位长上来。当时是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债务和苛捐杂税，没收地主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等作为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的口号。红七、红八军每到一处，就调查土豪劣绅的情况，发动群众打土豪、审土豪，分土豪浮财，废债毁约等。正真起到了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土豪劣绅的作用，使广大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加强了对土豪劣绅的阶级仇恨，认识到跟着红军闹革命才有出路，主动积极地参加到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来。打土豪这一举措，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巩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打土豪筹款是财政上的重要收入来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

军政给养需求很大，打土豪筹款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后来虽然实行了新税制，但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打土豪筹款仍然是财政收入的重大出路。与国民党旧式军队不一样的是，红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与反革命浴血奋战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不可能去搜刮民脂民膏，不可能向广大人民群众派捐抽税、敲诈勒索。在当时根据地社会环境复杂、经济未发展的情况下，只有靠打土豪筹款来解决军政人员的供给问题。这不仅能打击土豪劣绅为富不仁的嚣气焰，削弱土豪劣绅的经济实力，还能够解决红军的供给问题，真谓是一举多得的革命措施。

“寓征于禁”的禁烟政策

1．禁烟政策的制定

左右江地区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种植并交易鸦片。有些年份种植面积高达8万亩，产量高达400万两，年均交易量与过境量达2000万两，有些年份高达3700万两。左右江地区是鸦片过境的黄金水道，是、鸦片出口的必经之地。过去的新桂系军阀常年盘踞在左右江地区，对鸦片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主要以收取鸦片烟税和保护费来维持省政府和部队的给养。

起义后，红七军和右维埃政府采取正确的禁烟政策。红七军设立禁烟机构，起义前由云逸以右江督办身份处理禁烟之事，起义后，红七军设立禁烟总局（也说设禁烟督办），专事禁烟和收取鸦片过境税。虽然鸦片贸易和过境是右江地区乃至广西财政的主要来源但红七军在禁烟问题上采取坚决禁的态度，要求在红色区域禁烟，进行反烟土宣传，禁止革命人员吸食、交易、贩运、收藏鸦片烟。在如何禁烟问题上红七军领导人中有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应全面禁烟，坚决禁种、禁贸易、禁过境、禁抽吸，见烟土就销毁。一种意见认为，禁烟是个长期过程，当前只能在根据地禁烟，允许烟土税后过境。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历史》，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著，2011版，第92-93页。1930年1月在《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上作报告时提到：“右江经济情况：在未转变前右江十二县每月税收可得万余，税收只有两种一为鸦片税一为豆税，以前豆税尽量作军用。此区商品交换以鸦片为中心，商人都贩卖鸦片，鸦片烟公开的招股，甚至于小商人入股以求赢利的，都普遍异常。我们现在扣留鸦片已有数十万两，因为尚不能即刻用焚毁方法，故还是由加重其税务方法，约可收税十余万。”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在听了中央部分同志对广西红军工作的讨论后，又补充道：“经济问题的解决，我以为一定要能抓着当地的情形而言，右江方面主要经济的来源还是鸦片还不在税收，而且商品汉通交换都建筑在鸦片上，我们如果马上不做到没收鸦片则我们在经济上，日用商品供给上一定要发生很大的恐慌，当然这个没收的鸦片决不能拿来卖，也不可能拿出卖，而且就是这样做也未必能杜绝民众对鸦片烟的嗜好，鸦片烟还是从其他处可以运卖产。因此我们目前还是重其税务，当然我们还应做反鸦片烟的宣传。”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经过中央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全面讨论后得出结论：“对于鸦片烟的问题，要有正确不背原则处置；鸦片烟的本身当然对于我们很不利，但是在鸦片的贩运上还存有商人的作用，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不根本取消他货物上的剥削还可以从加重其税务方面去解决，即以税来给养军队，在目前政权还未巩固，群众对鸦片的嗜好还不能尽行消灭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强迫采取最后的手段，还应从群众本身来作反吸鸦片烟的宣传，并且这种宣传要普及全国，只是顾到右江一隅还很不够，然而如当地的工农会起来通过不吸鸦片烟有群众的基础即可在当地执行禁止鸦片烟，但是这种禁止围还只能在禁烟群众中已有很大的影响的当地，如果贩运只是从当地经过而还不在当地贩卖立项不是要扣留，还是要加重税务的方法来解决，并且要与商人订合同，要他们从其他白色区转运日用品到红色区来，这样既不背原则又暂时可以使经济流通。所以这个工作决不只是一道命令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不去从群众本身上去作反鸦片烟的宣传，不用群众路线来解决，即使发几道命令禁止鸦片烟，甚至于把所有的烟都拿来烧掉，群众还是莫名其妙，而且说不定还会得到反响。”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194页。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给省委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中提到：“鸦片烟的害处是从人都知道，在赤色区域，当然要禁止吸食。但目前政权还没有稳固，群众对于鸦片烟嗜好，还很深很普遍，他不能以一道命令来禁止贩卖……。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因鸦片的转运这件事体上存在商人的作用，而以加重其税务来解决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利用抽来的税用来暂时解决我们军队中的给养问题，一方面可以便商人转运其他日用品到我们区域来，使我们不致于发生大的恐慌。不过这绝不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是我们在目前困难环境中的一种并不违背原则的临时办法而已。所以我们还应从群众的本身来作反鸦片的宣传，而且这种宣传尽在右江还不够，还要扩大全国……。总之，你们决不要把目前所能收到的鸦片烟税当作唯一长久的经济来源。”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七军采取了“寓征于禁”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历史》，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著，2011版，第92-93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194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页

2.禁烟政策的实施

“寓征于禁”的禁烟政策，既要为革命根据地的军政供给提财政收入，又要杜绝吸食鸦片，实施起来是有难度的。但根据当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形，采取了如下措施：

在根据地做好禁烟的宣传工作。

要让根据地的群众与军政人员都明确禁烟是长远的政策。在红色政权还不巩固，群众对鸦片烟的嗜好还很深很普遍的情况下，对鸦片决不能仅仅靠发一道禁烟命令来禁绝。要从群众本身出发，对群众进行长期的反鸦片宣传，而且这种宣传不能仅限于左右江地区，要不断地扩大，扩大到全国围。通过长期宣传后，要让红七军、红八军们与广大群众都清楚的知道最终的禁烟目标，理解在根据地禁止种植、贩卖、及食鸦片烟的政策，直到在当地可以以群众的力量来执行禁烟政策，让群众自主参与到没收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私藏鸦片的队伍中来。

收取鸦片过境税，变害为利。

云贵鸦片通过左右江贩运出境，不仅散布了毒品，还从中牟取了暴利，性质恶劣。但如果一味的禁止云贵鸦片出口，则会使得出口商人另辟路径从等地将鸦片流入国市场，那后果也可想而知。因此，红七军和维埃政府采取了征“重税”办法，100两鸦片大约征收10两的税，即按照过境当次数量的10%计算收取税收后，才准予过境。这样既限制了鸦片烟的发展，又解决了根据地的军费开支困难。

3.禁烟政策的历史意义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寓征于禁”的禁烟政策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红七军和维埃政府对鸦片过境采取了禁征并举的灵活措施，以禁烟作为原则，对过境鸦片课以重税，解决了根据地的部分经费问题，是当时根据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此外，共产党领导的“寓征于禁”的禁烟政策相比国民政府时期“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更能体现共产党人救国利民之善政。国民政府时期的禁烟政策虽然主动性较强，也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禁烟的态度不明确，对许多深层社会根源问题视而不见，只是在如何禁种、禁吸、禁运和禁售上做表面文章，结果只能是取得一时性的成果，根本不可能根除烟祸。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禁令、地方禁令与各地实际做法各不相同，并朝令夕改，使民众无所适从，执行禁烟政策的官吏也难以应对。地方军阀对鸦片税更是垂涎浴滴，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执法人员徇私舞弊，禁烟政策是名为禁烟，实为征税。而共产党在禁烟运动中严格自率，率先垂，以禁烟作为最终目标，以征税作为特殊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举措，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鼓动工作，使禁烟运动赢得民心，奠定了群众基础。为解放后中国禁烟运动快速、彻底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取消一切政府军阀捐税，实行新税政策

新税政策的制定

右维埃政府刚成立时提出的《实施政纲》宣布：“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实行累进税，并由维埃政府制定标准！”右维埃政府根据实施政纲要求废除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的同时，还结合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的税收政策，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右维埃政府1930年5月1日颁布的《土地法暂行条例》中，关于税收方面的政策如下：“一、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二、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无效，并即刻焚毁。三、实行单纯的农产累进税。四、单一的农业累进税之标准，暂定按照个人出产，缴纳百分之五。五、剩余较多之农民，得于征收单一税百分之五外，以累进税为原则，由乡、区维埃决议征收之，其标准如下：（一）有余谷五十斤至一百斤者，征收百分之四十；（二）有余谷一百斤至三百斤者，征收百分之五十；（三）有余谷三百斤至五百斤者，征收百分之六十；（四）有余谷五百斤至一千斤者，征收百分之七十；（五）有余谷一千斤以上者，则特别征收之。征收累进税以一家为经济计算单位。六、维埃收得之税项，完全作为政费、红军及赤卫队用费、社会保险、改良农业经济，办理教育、建设之用。”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8页。1930年5月30日《广西维埃状况》中，总结维埃的政绩时提到：“废除一切捐税，并实行征收累进税，税率是按着个人所得来定：富农生产征收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二；分得土地的农民征收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商人资本在五百元以上者征百分之一，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五，两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八，三千元以上者征百分之十，贫农和小商人丝毫不用负担。”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所以红七军和右维埃政府在废除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苛捐杂税，取消厘金，解除一切高利贷借约的同时，主要从农业和工商业方面来制定统一的累进税政策，体现对“多得者多征税，少得者少征税，不得者不征税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268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页。

2.新税政策的实施

新税政策制定后，在根据地还规定了具体的办法来贯彻实施。实施办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维埃政府通过工商税、农业税政策向人民群众所收取的税款，要用在人民身上，并向人民群众公布用途，充分显示了税收的本质。1930年5月1日右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规定：“维埃收得之税项，完全作为政费、红军及赤卫队用费、社会保险、改良农业经济，办理教育、建设之用。”

第二，贯彻合理负担的税收原则。合理负担的原则为：钱多多出，钱少少出，无钱不出，具体体现在1929年右维埃政府拟定的《合理负担暂行条例草案》。条例规定：第一、评定负担等级。即地主、富农中特别富有的为特级，一般地主富农为甲级，富裕中农为乙级，中等中农为丙级，下中农为丁级，贫农为戊级，雇农为己级，圩市工商业户者则按生活状况而定；第二、评定村各户的等级，由村农协会负责，分为甲、乙、丙、丁四级，由乡农会评定；第三、每次征收较大的军粮、公粮及公用物品，须先通过各级评议委员会，决定各级的负担；第四、各户的负担，应该按级累进（如戊级负担一斤，丁级负担二斤，丙级负担四斤，乙级应负担八斤）。军烈属按其等级折半负担或免负担。鳏、寡、孤、独可减免负担或免负担。因天灾或战争破坏无力负担者，可酌减或免负担。

右江苏维埃政府：《合理负担暂行条例草案》（1929年），未刊出，原件存百色起义纪念馆。

新税政策的历史意义

取消反革命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了人民的生活负担。

国民政府实行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屠宰税、护商税、烟酒牌照税、田赋等二十余种，税收负担极重，民不聊生。维埃政府废除了一切苛捐杂税，取消厘金，焚毁一切高利贷借约后，实行工商税与农业税新税政策，让多得者多交税，少得者少交税，不得者不交税，并在实施过程中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大大的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负担，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保护工商业，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新税政策中对商人按累进原则征收营业税，小商小贩还可免税。这种征收方法激励了商人的经营积极性。此外，红七军、红八军制定的实施政纲中规定，“保护交通及商人营业，严禁奸商垄断操纵”,因此，在红军与维埃政府的一齐努力下，打击不法商贩, 保护正当商业，营造了良好的商业环境。例如对恩隆少数商业资本家( 如曾相记、万盛、友兰烟庄等)利用低价或压价收买农民烟叶和其他土特产, 销运、等地, 从中牟取暴利的行为，加以取缔和剥夺。宽松的商业税政策与良好的商业环境，得到了当地社会各界的欢迎，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稳定了财政收入的来源。

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初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没收地主豪绅、不法资本家的财产并罚款，没收国民党政府的财产，群众的捐献等。财政收入时多时少，对部队的供给极其不稳定。而新税政策在各级政府的广泛深入宣传下，广大农民为了保卫翻身做主的胜利果实，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积极踊跃地交粮纳税，保障了红军、赤卫队及党政人员的给养。对农业税、工商税按统一的累进税原则来征收，保障了革命经费来源的稳定性，使财政收入有较稳定的、可靠的来源，能够避免临时性的摊派和征收，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人民生产生活局面的稳定，从而促进革命根据地各项事业的良性发展。

财政支出政策

发展经济，提高生产的财政政策

起义后，十分注重发展国民经济，制定合理政策，来调动各民族生产积极性。正如后来他所指出的:“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 《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他主：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实现

《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1.发展农业生产的财政政策与措施。左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之后，摧毁了剥削阶级在农村的统治，翻身作了主人。根据当地少数民族生产的差异性、生产力落后等实际情况，借鉴井冈山土地革命的经验，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土地政策，不仅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而且实行了“共耕”或“分耕”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由于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生产积极性大增，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右维埃政府还制订许多具体的财经政策并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帮助农民发展经济，搞好生产，维护农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在韦拔群领导东兰农民运动时期，东兰县长江区曾举办一期维埃训练班，训练班的学习笔记现保存在广西博物馆，当中对发展农业生产的容有：“计划生产发达：一、开恳——办种杂粮——种植。二、整理水利。三、开矿。四、瘟疫防御法。五、国家低利贷。六、买卖合作社。”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二）》1978年版，第160页。1930年5月右堆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暂行条例》中对发展农业经济也规定了几条：“维埃在尽可能的围，帮助下列各项发展农业经济事业：（甲）办理土地分配；（乙）改良扩充水利；（丙）办理移民事业；（丁）防御天灾；（戊）办理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己）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庚）一切森林、河道归维埃政府经营管理。”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史料汇编（二）》1978年版，第160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8页。

《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杨业兴、黄雄鹰主编1995年版，第274页

2. 保护和发展城市工商业的财政政策与措施

起义前，由于工业生产落后，右江地区没有什么现代工业，只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加上交通不便，的商业贸易极为落后。起义后，由于反革命势力的围剿与封锁，的工商业发展更是受到严重的影响。为了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红七军和各级维埃政府采取了保护和发展城市工商业的政策。《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明确规定：“对商民：废除苛捐，取消杂税，保护贸易，买卖公平，严守我军纪，绝不扰商民。”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提出：“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并制定劳动保护法。”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1929年12月18日《奉议县临时维埃政府成立宣言》指出：“对于工人，提高工作生活程度，禁止雇主虐待，保护工人职业，帮助工人组织；对商人，疏通水利以利行商，维持商场金融。保护商人贸易，禁止各机关无故没收商店，严防大资本家操纵商场。”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120页。这些政策充分表明了红七军与各级维埃政府在右江革命根据地保护和发展城市工商业的态度和决心。为了维护工人的政治利益，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调整劳资关系，各级维埃政府还发布了其他文件规定 “组织工会”、“废除包工制”、“减少工作时间”、 “改良待遇”、“保险不失业”等。当时城成立了总工会，下面分为民船、轻工、鞋业、烟丝、药材、码头、泥水、木匠等十个工会，恩阳、奉议、平马、果化等地也成立了工会。工会向资本家要求合理的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工资比起义前提高20%-3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历史》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著，第87页。在保护城市工商业政策的影响下，劳资关系日趋合理，右江沿岸的、那坡、平马、思林、田州、果化等城镇，工业和手工业逐渐恢复和发展了起来，如原有的水路航运、码头搬运、土煤窑、烟庄、酒厂、理发店、车缝业都恢复了营业。为了军事和经费需要，红七军和右维埃政府还在右江沿岸开办了兵工厂、被服厂和铸银厂。据统计，兵工厂“利用简单设备制造了200多支枪，维修枪支80多支，造子弹6万多发”；被服厂“为红军共生产军服500多套，棉大衣200多件，干粮袋和子弹袋1500条，剪制各区乡维埃政府犁头红旗数百面，缝制红领带1000 多条”；铸银厂“共熔炼出银锭1.088万块，重量达3375 斤，换取光洋15.232万元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120页。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历史》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著，第87页。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历史》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著，第88页。

在保护城市工商业政策的实行过程中，出现过一些过激行为，使各县商人出现恐慌，影响了根据地商业的发展。不过后来经过及时的批评与纠正，消除了商人的各种思想顾虑，使商人得以安心经营。如起义后，红七军第三营营长雷祝平曾以私人的关系，电邀恩阳县那坡镇在的大商人黄祖武（黄恒栈商号的老板，主要经营百货及轮船航运业）来商谈贸易事项，但当他从乘船刚到达果德县果化镇时，就被红七军政治部下令逮捕，宣布他是个大资本家，没收黄恒栈产号，并罚款 30000元，后以鸦片缴纳，才得以释放。这件事发生后，严重影响了商人的情绪，外地商人都不敢到右区来做生意。之后，红七军严肃处理了此事，批评有关人员，向黄祖武道歉并向各地商人进行解释，极力宣传我党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政策，挽回了不良影响。

（二）财政开支节约政策

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开支，主要是用于红军、赤卫队及维埃政府的供给。其中军费开支是财政支出中的大头。地方各级维埃政府的开支非常有限，各项费用包括：办公费、宣传费、教育费、医药费、交通运输费、会议伙食补助费等。

由于财政收入来源少且不稳定，支出项目多且数额大，因此，根据地更是实行精打细算、节俭开支的方针政策。根据现在所保存的县龙篆二都区维埃政府的账本(1930年4月23 日至5月20日)和凤山县维埃政府财经开支薄（1931年1月9日至3月9日），当时维埃政府的支出包括下面几项，而且项项体现出勤俭节约的原则：1．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所有地方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只支给伙食费，衣服自备；2.办公费用：购买笔、墨、纸、洋油等办公用品；3.交通运输费：交通队派人送信、送文件、送军衣、运输各种物资等伙食开支和费用；4.宣传费：派人赶圩宣传、下乡宣传、对外宣传所给予的伙食补助和宣传用品的开支；5.出差费：工作人员下乡搞土地革命、调查、送款、做群众工作等因公出差给予的伙食补助。6.医药费：工作人员生病所给予的医药费支出。从这些账本及财经开支薄中可以看出，各级维埃政府的各项财政开支，都是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无论是红军、赤卫队，还是各级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发扬着艰苦奋斗的精神，过着勤俭节约的生活。

起义前的革命根据地原本经济条件就差，起义后由于来源少，支出大，后来又遭到敌人的经济封锁，军队与党政机关的供给出现了严重困难。在节俭开支的政策方针下，军政人员都过着艰苦卓绝的生活。如1930年夏，红七军从回师，由于在打土豪筹集的经费已用完，一时筹不到粮款，连每天三分钱的菜金都没有，部队生活出现了困难。在这种情形下，第一纵队队长谦将一自己带来的沾有负伤时鲜血的50元港币兑换成现洋后补充给部队作为伙食费。叶季壮了解情况后，也主动将经理处仅有的100元钱拿去解决部队的伙食困难。赤卫军及各级维埃政府的财政来源更没有保障，支出不正常，生活更为艰苦。如1930年东兰办了一个劳动小学，供革命干部子女去读书，生活开支由县维埃政府供给。但由于县维埃政府财政困难，除只能供应基本粮食，其余均由学校自筹经费，自行供给。盐巴很缺，学生就用辣椒来代替盐巴；没菜吃，学生就自行种菜来解决。

第三节 财政制度的制定

一、财政统一前的财政制度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工作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工作做得不好，势必会影响到军事、党政甚至社会经济与政权的稳定。右维埃政府成立后，各级维埃政府对红军的依赖思想严重，自主管理社会和经济的能力相对薄弱，收支随意、财政不统一。因此，红七军与右维埃政府逐步确立了预决算制度和税收制度来规财政行为。

（一）预决算制度。一方面设置了预决算管理机构。红七军和右维埃政府就针对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军队设属司令部领导的红七军军部经理处，专门负责整个根据地的财政预决算，筹措军饷，保证部队供给。在各级维埃政府设立财政委员会，县以上财政委员会负责预算决算经费，经理财政收入，收取各种金费、捐借、罚没等。区、乡财政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区（乡）公有收入的财政，支配本级维埃政府的费用，管理已经没收反革命的财产，征收本辖区的土地统一累进税，预算决算本级经费等。另一方面对各预决算管理机构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各项收支都需设立账簿进行登记，载明为何人所用、用途及金额，并每3个月清算核查一次。

（二）税收制度。在税收制度方面，形成了以累进税为原则的工商税与农业

税税收制度。

工商税制度。工商税包括营业税和关税两个税种。营业税的纳税人为当地商人，征税对象为商人的月所得资本。税率实行从1%至10%不等的累进税率，当商人月资本额超过500元不超过1000元时，税率为1%；当月资本额超过1000元不超过2000元时，税率为5%；当月资本额超过2000元不超过3000元时，税率为8%；当月资本额超过3000元时，税率10%。在累进税率下，资本越多的商人适用税率越高，资本越少的商人适用税率越低。营业税的征收方法一般是每月评议征收一次。对于资本在500元以下的小商小贩可以免征营业税，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小商贩的税收负担，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关税又分为入口货物税与出口货物税。其中入口货物税是对进入红七、红八军管辖区域以及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管辖区域的货物，以价值作为计税依据，按5%的税率来征收。但对于油、盐、布匹、火油等生活必需品免征入口货物税。出口货物税是对贩运过境出口的货物，以价值作为计税依据，按10%的税率来征收。对于本地生产的货物出口可免征出口货物税。值得一提的是，右维埃政府针对、鸦片过境而按10%税率征收的过境税是当时出口货物税的主要税收来源。

农业税制度。农业税分为单五税和累进税两种类型。单五税的征收，是以个人的出产量为计税依据，按5%的税率征收。针对有余粮的农户，在征收单五税的基础上还得按累进税来征收，税率最低为40%，最高为70%，余粮达1000斤以上的，特别征收。当按累进税计征农业税时，以家庭的余谷作为计税依据。由于土地革命进行不久，根据地就遭到敌人的多次进犯，很多农民分得的田地没法耕种，出产量极低，更谈不上有多少余粮了。再加上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北上时秋收还没有开始，因此农业税除东兰县东里屯（韦拔群家乡）交两万多斤公粮外，其余地方均没有交。

《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杨业兴、黄雄鹰主编1995年版，第288页

预决算制度与税收制度的制定，无疑是革命根据地财政工作的重大进步。但由于在统筹安排上存在欠缺，再加上战争环境的影响，具体实施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如预算决算没有按期报告，有些地方甚至零报告，等到上级指示下去时，经费早已被用出去了；有些区乡政府，依赖思想特别严重，一心想着县政府拨款，不愿自己找财源；多数乡区政府，没有预算思维，支出总是超出预算，甚至把税收的谷子拿来做伙食，来去都不算账；税收处征收不统一，土地委员与财政委员分工不明确，各级政府随意支用税款，税款收支数目不符等。因此统一财政，加强财政管理，严格财政制度，把有限的财力物力进行最合理的分配，是各级维埃政府的当务之急。

二、财政统一后的财政制度

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区的扩大，闽西赣南区的连成一片，财政统一的工作越来越重要。1931年11月中华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为了适应当时财政统一的形势需要，克服各自为政的现象，临时中央政府立即通过和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中华维埃国暂行财政条例》、《暂行税则》等，规定了各级财政系统及领导归属关系，明确各种财政制度的具体细则和操作规程等，由各级地方政府参照执行。统一的财政制度包括：

（一）统一的预决算制度

中央财政部为了改变各级政府自收自支的状况，制定了统一的预决算制度，来加强财政工作的计划性，明确支出的围与标准，从而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与各项工作的顺利进展。

统一的预决算制度以量入为出作为经费预算的原则，规定了各级政府如何编制预决算报表，如何报、批预决算表等。预算报表的编制过程是：“预算首先要总计全国收入数目，收入总数必须打过折扣，以防天灾人祸不能全部收入时之准备，其次必须将整个收入中提出一部分，作为特别准备费，以备紧急时的需要。其余如：军费，建设费，行政费，教育费……均规定百分数，……中央政府以至乡政府的经费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