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的毛泽东】

　　酷爱学习的毛泽东也十分热爱杜读各种各样的书，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爱读书的毛泽东，希望大家能够帮到大家。

　　毛泽东读书的故事

　　毛泽东经常看书看得很晚，他的保健医生徐涛很担心他的身体，劝他多休息，但是他不听。

　　后来，徐涛发现毛泽东喜欢聊天，就找机会和毛泽东到户外散步聊天。有一天，两人出去散步，毛泽东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徐涛说：“我正好相反，社会科学的书读得太少，现在也得补课。”毛泽东兴致来了：“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吧。”后来，他问徐涛：“石油怎么开采?怎么炼?有哪些用途?”徐涛回答不了，就去查书，查完书再聊。这样一来，毛泽东常常向他提出新的问题，徐涛只得一次次地查书。

　　后来，徐涛发现自己读的书，毛泽东也在看，因而问的问题也越来越深，被他难住的时候就更多了。徐涛问：“主席，您是有意考我吧?”“哪里是考你，你在帮助我读书，帮助我增长知识。”

　　一听这话，徐涛茫然了：本想劝他少读书，其结果倒逼他多读书了。于是他趁势说：“主席，您读书很多，但方法不科学。您这么整天读，不休息，太疲劳，违背辩证法嘛。”又说：“主席，您电影不看，对打扑克、下棋没兴趣，体力活动不搞，长时间进行一种劳动，最容易疲劳。”

　　毛主席却摇头了：“你那点辩证法不全面，你对事物的理解也有局限。看文件累了看报纸，看正书累了看闲书，看大书累了看小人书，看政治书累了看文艺书，我这也是一种休息。你不承认?”毛主席就是这样执著地从书本中吸取知识.

　　读书造就了毛主席，《毛泽东读书生涯》一书会给人们多方面的启发。

　　爱读书的毛泽东一生读过多少书

　　毛泽东一生爱读书、会读书。他早年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创奇事。在陕北的时候，他不断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从延安整风开始，向党内领导干部荐书，这也是毛泽东习惯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晚年的择读，偏好中国文史，仅《红楼梦》便阅读和收藏了20种不同版本的线装书。

　　根据他留下的文字或当事人的一些记载，可归纳出他阅读、推荐和编拟的27个书目，涉及上千种书。这当然远非毛泽东一生阅读的全部。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书达9万多册，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需要陆续配置的。

　　日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在《人民日报》撰文，与读者分享毛泽东关于读书、学习的思考。让我们一起怀念，一起学习。

　　毛泽东早年常说:读书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创奇事。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毛泽东风云一生，书剑双修。所谓“剑”者，不单指军事，还包括对书本的运用之妙，以及思想和实践的力量。这样一来，何为奇书，怎样择书之事，便冒了出来。

　　毛泽东是22岁那年遭遇这个问题的。作为师范生，他当时潜心古籍，但汗牛充栋的古籍押上一生也读不完。于是，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开列了77种经、史、子、集书目，直言:“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这是目前知道的毛泽东第一个择书而读的举动。可惜的是，毛泽东早年择读的书目大多都没有保存下来，这是毛泽东研究的一件憾事。

　　毛泽东在投身革命去奋力“创奇事”后，便把读书、择书、荐书当作必不可少的工作。根据他留下的文字或当事人的一些记载，可归纳出他阅读、推荐和编拟的27个书目(名单附后)。这27个书目，少则3种，多则100种以上，涉及上千种书。这当然远非毛泽东一生阅读的全部。他逝世后，在中南海住地的藏书达9万多册，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他的需要陆续配置的。当然，列入这27个书目的，也不能说他都详细读过或读完了，但大部分毕竟是他选择出来的，对于有“奇书”之效的经典，还详加批注。专做学问的人，一生读千种书，也属不易，何况毛泽东的主要精力还在革命和建设实践呢?

　　最可“奇”者，不在择读之量，而在择读的内容和效果。毛泽东的择读，排在前三位的是哲学、马列和文史。但那些与他的实践活动关系不大的书籍，他同样也多有阅读。他同来访的法国政治家讨论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同康德星云学说的关系，连对方也感到陌生。所谓用书之“奇”，由此可窥一斑。

　　(二) 实践为读书之旨归

　　(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

　　择书而读的动力，不外两端:实践倒逼和兴趣所致。一个是由行而思的激发，一个是由内而外的延伸。与毛泽东有关的27个书目，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每个重点都折射出他当时集中处理的现实要务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

　　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同准备建党的陈独秀建立联系后，回长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股份制书店。卖书他也是有选择的，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他先后撰写了三个售书目录，申明所列均是“书之重要者”或“比较重要的”，择书而卖之意尽在其中。

　　列入这三个书目的，多属译介的“西学”。大致分两类:一是西方哲学、政治、科技等;二是马列主义和介绍苏俄情况的。这些书在三个书目中都赫然列出，可见毛泽东择书是有思想倾向的，这个倾向，折射出当时先进分子的思想风景。

　　毛泽东由开列阅读书目切入的政治实践，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有了新的景象。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推动工作的重要方式是编书。他亲拟编纂计划和具体书目，编了《国民运动丛书》和《农民问题丛刊》两个系列。前者涉及国际政治经济、世界革命运动、国民党思想及其策略、苏俄研究、国内政治经济5个方面的内容。后者计划出版52种，实际出了26种，有《列宁与农民》《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等。

　　从卖书到编书，共同之处是都要先读书、择书，不同之处是从被动的择书到主动的择书，从泛泛的思想传播到有针对性的政治宣传，从推动思想变化到推动实践变革。毛泽东主持编辑这两套书，不是为了给书斋里的人群看，而是为动员和教育革命前线的人们，因此不能搞长篇大论。他很了解读者习惯和宣传规律，提出每本书不能超过1.2万字。对一些书应该怎么编纂，要求也很具体。比如，他列了一本《将来之国际大战》，特别注明:“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福龙斯(伏龙芝)之论文。”

　　如果说毛泽东的阅读生涯有过苦恼的话，那就是上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里无“奇”书可读。这种局面，一直到1932年4月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才得以改善。毛泽东在漳州一所中学图书馆里挑选出几担书运回苏区，其中有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3年，他将《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向彭推荐《“左派”幼稚病》:“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说这些话，正是他遭受打击，靠边赋闲，心里苦楚无人领会的时候。他的实践创新不被看重，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被说成“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与苏联留学回来的一些年轻革命家相比，毛泽东当时的马列理论水平确实有待提高，对苏联党内的理论纷争也缺少了解。心里憋了一口气的毛泽东，是带着《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上路长征的，不少同行者后来都谈到他在担架上读这两本书的事情。

　　(三) 读书推动身份跨越

　　(1938年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

　　到了陕北，毛泽东迎来了阅读黄金期。他不断写信给国统区的同志，要他们购书带回陕北。大概在1936年秋，毛泽东同时收到两批书，一批来自上海，是鲁迅病中托冯雪峰转送的;一批来自北平，是一个叫王林的人托人购买带到陕北的。

　　当时毛泽东择读的重点是军事与哲学。他后来回忆，“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1937年10月22日给刘鼎的信中，毛泽东提出:“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初到陕北，集中阅读军事书籍，不仅因为制定军事战略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的第一要务，更在于他下决心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当时择读并写有大量批语的哲学书籍，保存下来的有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等7种。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的批语就有1.2万字左右，最长的一条有1200字。《哲学选辑》他连读3遍，分别用黑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作了批画。批语主要有三类:原著内容提要，对原著观点的评论发挥，结合中国实际发的议论。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批注的哲学书，远不止7种。为什么如此集中读哲学?他1937年8月同郭沫若谈话时径直道出原因:“抗日战争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研究，没有理论武器不行。”毛泽东发愤研究哲学，根本上还想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因为只有掌握理论工具，占领思想制高点，才能揭示饱读马列的教条主义者为何屡犯“左”倾错误。他读《哲学选辑》写的批语中，道出一个刻骨铭心的结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那么，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才对头呢?大道至简，毛泽东把他读哲学所得，概括为八个字:实事求是，对立统一。

　　中国共产党对领袖的选择，比较注重理论。随着一套新的理论话语逐渐为全党接受，毛泽东也完成了身份跨越: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1941年开始成为思想领袖。对此，教育家、革命家吴玉章在回忆录里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这种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感受，在当时的党内高层也比较普遍。陈云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可见，结合实际的择读和理论创新，在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后一段路程上，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四) 荐书是种领导方式

　　(1961年，毛泽东在看《人民日报》)

　　毛泽东1939年说过一段话:“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所谓“进货”，就是读书。从延安整风开始，向党内领导干部荐书，是毛泽东习惯的领导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推荐了4批书目。主要有《“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及党的一些现实文件。他还从《鲁迅全集》中找出《答北斗杂志社问》，列入整风学习的文件中，以期改变党内文风。为澄清党史的一些是非，又阅读大量文献，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称之为“党书”，要求参加整风的高级干部认真阅读。

　　从1945年党的七大开始，毛泽东先后四次向党内干部推荐马列著作，每次都有特定的背景。在七大上推荐《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5本，是为迎接抗战胜利后的新局面，打牢马列主义的基础。在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推荐12本，特意增加《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用意很明显:共产党人不应该只是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应该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为此要学习新的本领。1963年，毛泽东又推荐30本，大概与他当时想让全党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有关。

　　除了宏大的政治背景，毛泽东荐书有时也是为推动某个领域的具体工作。1954年1月，他主持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为初稿出来后便于中央领导层讨论，开列了一个中外宪法书目，要求阅读。这是中央领导层第一次大规模研读各国宪法，同时也说明，“五四宪法”并非凭空产生。当然，毛泽东荐书未必总与实际工作直接相关。1958年3月，他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从古代诗词中挑出65首作品，编成两个小册子发给与会者。有人不解，毛泽东解释:“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

　　(五) 落花时节读华章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查阅图书)

　　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开列的要带走的书目，反映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自读风景。这个书目中，直接写出书名的有19种马列书，17种中国古代文史书，20多种古今中外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书。只列作者的有王夫之、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杨献珍，以及“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这份书单还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爱哲学的人涉猎逻辑学是很自然的事，但毛泽东却是近乎痴迷地阅读逻辑学书。他晚年阅读和收藏的逻辑学书，达86种之多。

　　毛泽东晚年的择读，还表现在对中国文史的偏好上。仅《红楼梦》便阅读和收藏了20种不同版本的线装书。阅读经典在于反复揣摩，毛泽东反复阅读《红楼梦》，读《资治通鉴》达17遍。他还讲，自己读《共产党宣言》至少100遍。

　　晚年随着视力减退，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印了不少大字线装书。据不完全统计，从1972年读《鲁迅全集》起，到1976年8月读《容斋随笔》止，他阅读过、有的还作过圈画和批注的新印大字线装中外书籍达128种。这还不包括他专门让人校点注释并按他的提示写出内容提要的86篇古代文史作品。

　　毛泽东年轻时写诗明志:“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阅读使他做到了这一点。阅读的佳境是由内向外的延伸:通过阅读，积累和营造“胸中日月”，延伸为通过实践，积累和创造“人间天地”。这是一个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过程。27个书目，虽只是毛泽东一生攀援书山在一些景点的驻足痕迹，却可以从中看出他的“胸中日月”和“人间天地”相互影响的精神伏线。他的阅读，同他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就这样相融在了一起。

　　附:27个书目名单

　　1920年10月写的文化书社销售的重要书目(19种);

　　1920年11月写的文化书社重要书目广告(62种);

　　1921年4月写的文化书社销售的重要书目(47种);

　　1926年主持编写的《国民运动丛书》书目(60种);

　　1926年主持编写的《农民问题丛刊》书目(26种);

　　1936年至1938年阅读的军事书籍(8种);

　　1936年至1941年批注的哲学书籍(7种);

　　1941年1月寄送毛岸英、毛岸青的书目(21种);

　　1941年9月为中央和高级干部研究组开列的书目(4种);

　　1941年11月为各地高级学习组开列的书目(10种);

　　1942年4月提议和审定的整风学习文件(22个);

　　1941至1943年主持编辑的中共党史文献书籍(3种);

　　1945年4月在七大上提议干部阅读的马列书目(5种);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和审定的干部阅读书目(12种);

　　1954年1月提请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阅读的中外宪法文献(10种);

　　1958年3月为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编选的《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47首)、《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18首);

　　1959年提议编选的《逻辑丛刊》(11种);

　　1959年10月南下视察前开列带走的书籍(100种以上);

　　1963年提议和审定的中高级干部阅读的马列著作(30种);

　　1970年提议和审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阅读的马列著作(9种);

　　1972年至1975年嘱印阅读的大字本线装古代文献(86篇);

　　新中国成立后阅读和收藏的不同版本的《红楼梦》线装书(20种);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所收新中国成立后阅读的文史古籍(40种);

　　晚年阅读和收藏的逻辑学书籍(86种);

　　晚年嘱印大字线装本中外书籍(128种);

　　晚年爱看的字帖、墨迹(123种);

　　手书的历代诗词曲赋(句)(45篇)。

　　(来源:人民日报，配图均来自人民网党史人物纪念馆)

　　毛泽东正确决策催生八路军新四军

　　1937年9月6日，陕西三原县石桥镇村外的田野上，临时搭起的阅兵台，几根白杨木撑起的架子上张贴着大标语:“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服从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抗战到底!” 9000多名红军，在这里誓师出征。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服装的最大变化是换军帽。师长刘伯承作动员讲话后，下达了“换帽子”的口令并带头换下了红军帽。“红五星”帽徽变“青天白日”图案，成为红军改编的标志物。三原誓师后，一二九师和先前整编的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样，直接开赴抗日前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从此，共产党领导红军就变成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了。红军整编诞生了八路军新四军，毛泽东与八路军新四军的诞生紧紧连在一起。

　　一

　　西安事变结束了10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质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合作抗日。毛泽东接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搞党内合作吃大亏的教训，确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党外合作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即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红军要合法化，就要整编，整编就要有番号。蒋介石却迟迟不愿意给番号。因为与孙中山主动搞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蒋介石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却是出于被逼无奈之举。虽然，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等6项条件，并以自己的人格作担保履行协议。但实质上，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决心一直没变。他想通过“谈判”实行军令、政令统一，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人事权)，达到收编红军，进而消灭共产党的目的。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态度早有预见。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周恩来等赴西安，同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问题进行谈判。提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组成一路军，设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下辖四个军、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一百零八个团。军官由延安派。而国民党只给两个师、八个团的编制，不设军和总指挥部，直属南京或西安领导。除师长由中共派外，其他军官统统由南京配备。双方围绕人员编制和领导权问题僵持不下。在谈判举步维艰时，毛泽东指出:“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除此之外，“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具体编制及兵力问题作了让步。3月8日，谈判达成五条意见，由周恩来起草文件上报蒋介石审批。其中第三条的主要内容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按国军同等待遇。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个旅十二个团及其直属队共4·5万人。师上设总指挥部，各级人员由中共推选，报南京批准，政训工作人员可由国民党派人联络。史称“三八协议”。但没想到蒋介石指导下产生的协议，蒋介石又反悔，不同意了，仍坚持只给两个师的编制，军官全部由南京方面安排，不设总指挥部。谈判又回到了僵持状态。

　　3月下旬至4月初的第二次杭州会谈、5月2日至14日的第三次庐山会谈，都是围绕着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展开。蒋介石从控制共产党、取消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权出发，先是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设总部，各级指挥军官由延安委派，但总司令由蒋委派;后又提出红军师以上干部全部出洋，半年之后回国重新安排工作，取消各师的政治工作人员，师参谋长与师副职由国民党派遣。毛泽东、朱德必须离开红军到国民政府中“做事”。蒋介石的这些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毛泽东坚持共产党对红军改编后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派人到红军部队中任职。

　　就在国共两党谈判止步不前的时候，“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誓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7日，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举行第四次会谈。由于蒋介石对日本人不扩大事态的烟幕心存幻想，对再次媾和心存侥幸，谈判依然无果而终。但全国的抗战形势使红军的整编不能再拖下去了，毛泽东一边命令部队云阳集中，做好自行整编准备;一边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给蒋介石增加压力。目的就是迫使蒋介石快给番号，使红军快获新生。7月底，毛泽东亲笔给全国著名专家、学者蔡元培、黄炎培等七十余人写信，通报国共两党会谈的情况和红军急于上前线的决心。年近古稀的蔡元培接毛泽东的信后赶赴南京，绝食静待三天，当得到蒋介石答复红军改编将提交国防会议研究才返回北京。8月上旬，周恩来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做统战工作，期间频繁拜会了冯玉祥、李济深、刘湘、龙云等一大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开诚布公地阐明中共对共同抗日、改编红军的原则立场和态度，使两党半年会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冯玉祥以辞副委员长相劝蒋介石，说:“委员长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红军只编三个师，仅有国军的六十分之一。再说，红军早就高喊抗日，将他改编，他能不上抗日战场?那时，你可以一下把他送到最前线，然后再给他划一个防地范围，不让他越雷池一步不就行了。”蒋介石深知不同意共产党的整编方案，红军上不了前线，自己罪责难逃;给了红军番号，让其名正言顺的抗日，又无异于放虎归山。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表面答应给红军番号尽快让其改编，可肚子里仍然是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最有代表性的是谈判期间，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部长黄绍竑和国民党军副参谋长白崇禧提出的所谓“黄白案”。主要内容是: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看后，轻蔑地哈哈一笑，一针见血地指出:“胃口不小啊，他们这是想吃掉我的整个红军嗷!”在这之前已出现过中共闽粤特委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组织部队整编时，由于过于轻信国民党，使近千名游击队员，被国民党157师以点编发饷为名骗至一地，全部缴械的教训。“黄白案”理所当然地遭到坚决拒绝。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一直断尾求生蒋介石有点清醒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喂不饱侵略者，这次日本直掐咽喉。江浙是蒋介石发家之地，也是英美等国在华重要利益所在地，非东北、华北可比。多年来，江浙为蒋介石提供了足够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如今日本人打上海，要抄老家、断后路了。蒋介石再三权衡后，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8月中旬举行的第5次国共会谈才出现了新的转机。蒋介石在调动国军淞沪会战的同时，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领导权完全给中共。番号是第八路军。这个番号是桂系部队改编后空出的，而三个师则用此前吃了败仗被撤销的东北军115、120、129的番号。给败军之名，暗含了蒋介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心愿。周恩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

　　8月22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8月22日起，连续三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等22人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红军改编后的作战方针和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25日，中央军委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下辖以红一方面军为主改编的第115师、以红二方面军为主改编的第120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改编的第129师及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全军编制4.5万人。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全师1.55万人。第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全师1.4万人。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全师1.3万人。

　　为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成立前方军委分会，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

　　军委强调:“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持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在原有红军中苏区中及一切游击区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立即开赴抗日前线。一个月后的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旗开得胜，取得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个胜利。平型关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士气，鼓舞了信心，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二

　　毛泽东在争对八路军领导权的同时，对新四军整编中的领导权也同样重视。叶挺担任军长的过程和新四军番号的由来就说明了这一点。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流亡国外，九一八事变后到澳门居住。七七事变后，他结束流亡回到国内。八一三事变后，叶挺向蒋介石提出了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建议:“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 并提出改编后的番号叫“新四军”。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这一建议并同意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番号则得到了国共两党的认可。蒋介石认可“新四军”，是第一次大革命时，他任总司令的北伐军中有个第四军。毛泽东认可“新四军”，是他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军是红四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共同组织北伐。第二次北伐的8个军中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共产党员叶挺任第四军直属独立团团长。1926年8月下旬，北伐西路军在组织进攻湖北重镇汀泗桥和贺胜桥战役中，面对吴佩孚3万余精锐主力，2000多名叶挺独立团的勇士奉命增援李宗仁第七军等部队。他们勇猛血战，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荣誉。1927年1月15日，武汉的粤侨联欢社将精心铸造的一巨型铁盾赠送给第四军将士。该盾正面中央铸有“铁军”两个竖写的大字，铁盾右上方题“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 因铁军“独负盛名、战绩辉煌”，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的第一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为军史上最早的军。叶挺提议把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就是希望这支部队继承“铁军”和红四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虽认可“新四军”这个番号，但对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却不完全放心，因叶挺已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没有推选叶挺为军长人选。中共推荐的其他人选，国民党反对。国民党随之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指挥“新四军”，中共不同意。国共两党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由谁指挥这支抗日武装相持不下。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在蒋介石看来，叶挺在国外过了十年流亡生活，已脱离共产党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想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里。

　　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同意叶挺就任新四军军长，因为叶挺长期寓居海外，虽然归国后见到周恩来时有一个表态，但中央对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还缺乏全面掌握，需要有一个考察了解的过程。10月9日，毛泽东致电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叶挺获知后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决定赴延安。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中共中央在不反对叶挺任新四军军长的同时，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的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

　　11月3日，叶挺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的热情欢迎。第二天晚上，延安隆重集会，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致词，“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被感动得心潮起伏，激动地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11月9日，叶挺告别延安回到武汉。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移驻南昌。2月部队开始集结整编。全军1.03万人，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改编结束后，新四军于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皖中集结，整训后开赴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

　　叶挺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一直白皮红心，对共产党忠贞不渝，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皖南事变叶挺被捕，蒋介石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叶挺信仰信念不改，出狱后的第一个要求是重新入党，后因飞机失事壮烈牺牲。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三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共同北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与国民党员一块组织领导国民革命军消灭军阀，北伐成功了，蒋介石却背叛了革命，杀了共产党个措手不及，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共同抗日，在党外合作中，共产党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合法生存发展，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又故伎重演，妄图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毛泽东早有准备，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得了天下。这个早有准备的起点就是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红军改编八路军新四军的成功，就没有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经验教训时说，蒋介石和一切军阀都十分重视“有军则有权”，“都爱兵如命”，处在全国抗战复杂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犯兵权问题上的幼稚病。他提出了处理国共关系的四种方式，即先斩后奏、先奏后斩、斩而不奏和不斩不奏，从而既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又坚持了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独立领导权。使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奠定了在解放战争中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雄厚物质基础。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对一个访华的日本代表团说感谢日本侵华，是从坏事变好事说的，不是说日本侵略者帮了共产党的忙。但坏事变好事的条件是路线正确。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八路军新四军的整编及后来的大发展不都说明了这一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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