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绥靖公署【理想与现实：陕西地区中共地下党运作状况】

时间：2020-06-29 18:52:02　来源：勤学考试网本文已影响人

　理想与现实：陕西地区中共地下党的运作状况

　　［摘要］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地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受重创。白色恐怖下的陕西地下党不得不将发展重心转向农村，党员的社会成分开始以农民为主；各级党组织结构不健全、支部有名无实；上下级信息联络不畅；经费紧缺。此时的陕西地下党生存相当艰难，其实际运作与理想状态存有较大差距。这样的陕西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如何生存和应变，如何转变策略继续革命，成为其大革命失败后面临的首要考验。

　　［关键词］中共；陕西；组织；党员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共遭受重创,在此后的数年党都处于一个求生存的困境中。对这一时期党的研究,学术界一般集中于党内上层的人事更迭和路线之争,或是各根据地的兴衰。而对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如何运作,党员如何生存,党的策略方针如何改变等研究较少。有鉴于此,本文以陕西地区为个案,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为基本材料依据,对1927-1932年陕西地区中共地下党(以下简称陕西地下党)的组织规模和社会构成、党组织的内部运作、党的经费情况等作一初步探讨。通过这些论述,笔者试图展现陕西地下党的另一种面相,揭示出这一时期陕西地下党在革命理想与现实需要之间存在的的困境和张力,从而对这一时期党的组织状况有一深层次的认识。

　　一、陕西地下党的组织规模和社

　　会构成陕西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地方组织比较早的省份之一。1925年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在河南开封成立豫陕区党委,王若飞担任区委书记。1926年12月,陕西党、团最高领导机关———党团联席会议在西安成立。联席会议下属有“西安,渭南地委和临潼、三原、富平、泾阳、旬邑、兴平、岐山、乾县、延安等特支,共有党员388名(包括绥德地委的党员)”。随着大革命的深入,陕西共产党得到很大发展,据1927年6月底的统计,此时陕西有“西安、渭南、三原、泾阳、绥德、延安、榆林等7个地委,4个部委和直属的4个支部,17个特别支部,共有党员2177名”。这个时期全国党员人数有57976人,其中工人占50.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9.1%,中小商人占0.5%,其他成分占7.8%。

　　从1927年全国和陕西的党员数量来看,陕西占全国的比重很小,党员数量远远落后于湖南、广东等革命中心区域。而从党员成分来看,陕西相对于全国就比较特殊,全国党员成分以工人为主,而陕西党员中知识分子占大多数,其次是农民,工人党员很少。这是因为陕西地处西北,经济落后,几乎没有工业,相应的产业工人数量就很少。而陕西历来重视教育,党员中有很多回乡学生,他们回来以后又在周围发展党员,使得陕西党员中知识分子的比例很高。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遭受严重损失,党员大量减少。全国到1927年11月有17650人,与5月份的57967人相比,半年之内减少了近70%。此时陕西的冯玉祥也开始清党反共,中共在陕西已无法公开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党”状态。而陕西地区的党员如全国一样开始减少。到1927年9月26日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陕西有西安市委和绥德、肤施、长安、渭南、三原、五一(固市)、华阴7个县委,泾阳、岐山、乾县3个区委,以及兰州、宁夏、平凉、潼关等20个直属支部,党员1681名,其中农民占三分之一,余皆是知识分子。仅仅3个月的时间,党员已经由2177减少到1681。但陕西地区党员数量减少幅度并没有全国大,这跟冯玉祥在陕西采取比较温和的清党政策不无关系。

　　到了1928年3月,陕西地下党才有了一定的恢复。据潘自力向中央报告“全陕西党员数量约为二千九百人,社会成分农民占百分之四十,手工业工人及兵士占百分之十,知识分子百分之四十,其他百分之十。”

　　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陕西地下党,农民与知识分子数量已相差不大,表明陕西地下党的重心已开始转向农村。1928年5月渭华等地的武装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陕西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1929—1930年间陕西省委下辖的党组织,除陕北特委及所属的4个县委和4个区委外,关中地区仅剩下渭南、富平、蒲城3个县委和同州、华县两个特支,共124个支部。据1929年5月4日统计,党员总计1300多人,其中陕北有1050人,关中只有215人,成分是工3-4%,农70%,知20%。

　　8月统计显示,党员有1080人,农民800人,知识分子240人,工人10人,士兵30人,党员社会成分比例已变为农60%,知30%,兵工10%,工最少。从1931到1932年,随着党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陕西地下党也主要在农村发展组织。这时陕西省委领导之下有蒲城县委、富平区委、三原区委、旬邑特支、汉南特委、渭南特支、韩城特支、游击队队委和几个支部。陕北地区在陕北特委领导之下有1个府谷县委,神木、米脂、葭州,吴堡、绥德南、绥德北、清涧、安定8个区委,横山、榆林、三边3个特支和1个三皇卯支部,“延川以上,安塞以东各县,都有组织,男女同志共有一千四五百人,其中农民占一千,士兵占其中一百四五十人,工人占一百人,知识分子占二百四五十人(游击队内有同志四五十人)。”

　　综上所述,陕西党组织在1927年6月到1927年9月由2177名减少到1681名,3个月内三月之内减少了20%。但是到了1928年3月全省党员又增至三千左右,甚至超过了大革命时期,这一现象跟当时革命形势密切相关。大革命失败初期,各地党组织纷纷发动暴动,暴动中大量吸收农民,导致1928年党员人数出现增加,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陕西地下党社会成分开始改变,逐渐以农民为主。但好景不长,随着各地暴动的失败,党员人数又开始减少。仅过了一年,又减至1080人,以后数年一直维持在一两千人。直到1932年,由于根据地的建立,党员人数又开始增加,而且主要集中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

　　二、陕西地下党的内部运作实态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纷纷瓦解或与上下级失去联系。幸而,在全体党员的努力寻找和沟通之下,党的各级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并形成了中央-省委-县(市)委-特委-区委-支部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在这一整套的组织体系恢复之后,中央力求各级组织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而十分强调完善各级党部的组织结构。中央指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固然要有好的正确的政策,但没有好的坚强的组织,他的政策是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列宁主义重要原素之一,便是铁一般的列宁党的创造。”

　　然而,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能够勉强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已属不易,要使各级组织都有完整的组织结构实在是困难重重。1927年10月,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意见改组时,除书记外,有宣传科、组织科、职工委员会、秘书科、交通科、特务科。各特委、县委及区委组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地按照上级指示建立相对完整的组织结构,一般都设有组织、宣传、特务、军事、交通等部门。在组织比较好的县如长安、三原,其组织结构都是比较完整的。但随着陕西白色恐怖的加剧,国民党对地下党的不断破坏,从省委到各下级党部多数时候都很难有完整的组织结构:“省委机关的建立完全没有办法,只得与秘书处合并,共同建立一个。因为经常印刷文件,当然不能多来同志,所以常委会就不能集体开会,处理日常事务,讨论一切工作,常委同志互相间更谈不上日常办公了。”

　　到1930年省委已只剩下秘书、组织、宣传、军事四个部门。各特委对组织不健全的问题也多有反映,如陕北特委反映“自去年大破获后,特委在榆林便无法建立机关,其他城市中如绥德、米脂均极简单”。各县委也存在类似问题,韩城县委反映“最近唐同志派×去,成同志赴省,实际只我一人包办,其他印发、交(通)等工作都未建立,要省委给我们派一印写人材,是否可以办到?”所以当时陕西各级党组织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空架”现象,很多基层党部的组织、技术、交通、巡视员都是临时的,各级党组织有许多只有一个书记负责进行工作。

　　而对党的革命事业极为重要的党的基层组织细胞———支部,其状况也不尽如人意。在党的六大后,中央要求各地党部做到一切同志都有支部,一切工厂都有支部,一切支部都有支部生活,要求每一个支部的党员到会,纳党费,看党报,推销党报,讨论问题,在群众中工作,介绍同志等等。陕西省委也发文通告要求支部加强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并进行教育训练工作,但收效甚微,存在很多问题。如“旬邑县党自去年三月恢复以后的工作,可以说完全是自由浪漫的状态,或者说‘旬邑没党’还比较切合实际。因为没有领导机关的组织,也没有支部工作,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当然更谈不上。”

　　陕北的绥德“支部工作大部有过长期停顿。地方党部更是软弱,仅起了传达上级指导机关文件的作用”。另外即使有了支部,对于如何建设支部,做支部工作,很多党员并不熟悉,开支部会议时经常空谈,开口苏维埃,闭口苏维埃,不能抓住当地群众迫切要求斗争的问题。总的来说,各级党组织支部工作没有切实建立,挂名支部,挂名党员成为普通现象。支部生活的有名无实则导致党的革命策略不能传达到群众中去,使支部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大革命失败后党员的骤减,中共中央予以了高度重视。在中共中央的第三十一号通告中强调:“要切实的按照中央第三十一号通告,限期征收党员,这一工作是党中目前最重要的工作。”翻阅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的各种文件,我们不难发现这时的中共中央十分急于征求党员,恢复党的力量,扩大党的组织。而这种要求也不断传达到各下级党部,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征收党员的热潮。在征收党员的问题上,陕西地下党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将介绍同志入党作为每个党员为党工作的起码条件之一。各级党组织对发展党员作出了硬性规定。1930年陕西省委规定了各地党部七八九月最低限度发展组织计划,数量和社会成分。1931年富平区委计划在“红五月”中发展一倍的党员和支部数量,蒲城特支号召各支部采取革命竞赛的方法发展党员。

　　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党员的质量至关重要。为了保证党员的质量,中央曾明确规定党所吸纳的党员,一定要是群众中最有阶级觉悟最勇敢的分子。陕西地下党也要求在群众实际斗争中,介绍积极勇敢忠实的分子入党。但是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员被捕被杀和大量流失的情况,使从中央到地方都产生了一种急切地要多多吸收党员,不断壮大力量的心理和倾向。在这种心理和倾向下,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尤其要坚决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并给各省市党委下达任务指标。陕西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给各县委下达吸收党员指标,县委又同样给各区委、各支部下达指标,并要求在指定时间内必须发展若干数量的党员,这样从中央、省委、特委到县委、区委、支部,吸收党员指标层层加码。如1928年1月26日的中央三十一号通告中,中央给陕西下达的吸收党员指标是500个,而陕西省委要求各地必须发展3000名。有些地方,指标一直下达到党员个人,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吸收同志数人。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党员的征收无疑降低了标准,陕西省委指出“发展工农党员只要坚持有阶级觉悟,并且是积极分子这一标准即可。至于‘明了主义’不必作为标准,可以等工农分子入党后再做,否则要工农在入党以前就‘明了主义’是不可能的。”各地党组织为了完成任务,甚至出现了滥收滥拉的情况。“你拉你的相好,我叫我的知音,发展非常之快”。在党员征收中还出现了另一种错误倾向———惟成分论。大革命失败后党内认为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而知识分子是被列入小资产阶级的。

　　所以党内认为领导干部是知识分子而非工农是党组织的主要缺点,是党内机会主义出现的根源,改造的方法就是用工农分子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央从而要求各地党组织注意对工农分子的吸收,此后工农分子在各地党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省委也多次要求下级党部要彻底改造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时要求工农兵必须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入党手续上,陕西省委规定“知识分子入党须正式党员二人之介绍并有候补期一月;工农入党只须一正式党员介绍,无候期”,同时要求“各县区委指导机关,尽可能的做到工农占二分之一,至少须绝对做到工农占三分之一。农村支部必须做到由农民同志担任书记或干事。”在惟成分论影响下,陕西地下党吸收了大量农民党员,一方面是壮大了党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也使党员质量出现严重问题。“因为过去质量赶不上数量之发展,同志们对主义的认识均甚缺乏,一到政治环境变迁,便显出动摇或个人行动。”还有很多党员对党的一般粗浅常识都不知道。时任陕北特委交通员的任子良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我记得五月间在绥德北面丁家湾去给一农民支部开训练班,讲六次大会的精神,首先一个同志问我六次大会是否蒋介石在南京召集的”,甚至有党员在讲演时说“苏维埃”是一个人,是县委书记“他舅”。

　　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中共成为一个“非法”的在野党,很少有公开活动的机会。因此党的各级机关都不得不在隐蔽状态下开展斗争,而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能否具有较强的生存和应变能力,信息传递是否敏捷畅通就显得至关重要。迅捷通畅的交通和情报既可以使中央的意志通畅地下达到组织的每一层级,下级党组织的活动信息也可及时反馈给上级党部并作为中央的决策依据。

　　在隐蔽状态下,上下级党组织联系主要依靠书信和交通员,这样的联系方式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在速度上也是比较迟缓的。1927年陕西省委驻西安,上海中央与陕西省委之间,文件传递一般需要20多天甚至1个多月,如中央八七会议的决议9月下旬才到陕。在此期间,政局难免瞬息多变。中央根据此时此地政治形势做出的重要决策,传递到相距较远的地方党部时,有可能与彼时彼地的情形南辕北辙。“中央和陕西的交通非常迟缓,中央对陕西及不能经常派人巡视,而文件上的传递非常之慢,使陕西的变动和工作情形不能很快的传达到中央,中央对于陕西的指示自然不能灵活。”

　　而且,因当时中央把目光集中于湘鄂粤等革命中心省份,对地处西北的陕西不甚重视,“几个月来除通告外,没见过专函的指示;几年来未见过中央派人来视察”。陕西省委和下级党部的联系同样很少。据统计,1930年1月到4月,省委给下级党部共下发文件18份,月平均5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央通告和省委通讯,只有三件是策略指示类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中央强调上级对下级“最大限度的集权”和下级对上级“绝对的服从”,要求每个党部都要严格地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关系。事实上由于信息联络的不通畅,陕西地下党和中央以及下级党组织的关系很松散。陕西省委曾对中央的“迟缓不管事”表示不满:“中央的工作精神,根据事实是表现迟缓,麻木不仁,忙乱、应付的现象,没有一点紧张灵敏的气象。”

　　省委与下级党组织的关系同样不尽如人意,“说到省委和各级党的关系,真是一百二十万分的糟糕了。自去年代表团回来,直到现在没有接到任何地方党部的较有系统的报告,甚至三言两语的关系竟数日不能发生。”

　　三、陕西地下党的经费状况

　　(一)经费的来源

　　经费对于地下党的生存和运作是至关重要的。当时陕西各级党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上级党组织的津贴。以陕西省委为例,1927年8月,陕西省委向中央要求每月900元,实际上1928年中央给陕西省委每月只有500元。1929年陕西省委要求中央在原有500元的基础上增加310元。但1929年中央仅仅增加100元,而且中央的经费不是按时给的,经常有拖欠。1929年12月到1930年10月,中央共欠陕西省委经费两千九百余元。1930年以后,中央要求各省及各地党部实行“党费自给”,逐渐停止了给陕西省委的经常性津贴,改为不定期的补助。中央要求各地“党费自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共早期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共产国际,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经费援助逐渐减少。据杨奎松的考证,1929年共产国际开始削减给中共的经费,从1928年的月平均6万元降到3.68万元,1930年以后,共产国际基本停止了对中共的经费援助。

　　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各级组织都面临着严重的经费困难,地处落后西北的陕西地下党更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从当时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来看,几乎每次都提到经费问题:“陕省委目前经济窘旧万状,受早灾的影响,工作同志多不能食饱穿暖”,“陕西省委经济困迫万状,工作同志每天吃两次红芋,每次限定一碗,没有多的。”经费的困难使党组织的生存都成问题,革命工作更是无法开展。因为经费问题得不到解决,各级党组织机关建立不了,有时连文件都因为没钱买油印机和蜡纸而不能印刷,经费困难成了各级党组织的“致命伤”。陕西省委经费的另一来源是下级党部的上缴。但是“省委因各地方党部不能严格的征收党费,而其他来源又不可靠,故本月支出仍以中央津贴为开支来源。”实际上地方党部并不是不严格征收党费,而是由于“一般党员生活不能维持,哪有钱出党费?”所以这个时期陕西大多数县市党部不仅不能供给省委经费,反而仰赖省委的接济。

　　省委每月必须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津贴给下级党部,一般每月数十元不等,但是很难按月定期接济。对地方党部来说,省委津贴有限,还不能按时接济。至于党费只有几个有固定职业的党员缴纳,所以大部分地方党部还是要自筹经费。自筹经费的渠道也很少,极端情况下竟然出现了勒索富人的情况,“最近他们实在没办法,专做了几次弄钱的特务工作,但是结果钱没弄到,反牺牲了三、四个县常委和几个干部同志并七八支快枪。”

　　(二)经费的支出

　　陕西地下党各级组织的经费不多,但开支却很大。对于经费的使用,在省委上交中央的预算中规定十分之六为各地津贴,十分之一为职运费,十分之二为省机关与同志生活费,但实际上却做不到。党的经费本该用作开展革命工作,但党在白色恐怖之中首要任务却是生存,就像陕南特委给中央上报的月预算216元中,真正用于开展革命工作的很少。无产阶级政党本该党员养党,但是党是一个穷人的党,客观上又必须党养党员。陕西党组织“在业的同志以及干部(红的)同志,多半不能立足,反来党为他帮忙”。在这一时期各级党组织的支出中,党员的生活费均占相当比重。面对此种情况,省委亦不堪重负,曾三番五次发通告要求党员职业化、社会化。“在党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路线之下,同志的职业化更为非常重要。”

　　党员职业化、社会化不仅仅解决经费问题,还在于可以使党员接近群众,使工作群众化。但职业化真正实施起来效果不佳,有党员就反映职业化很难,因为没有社会关系,又是外地人所以很难在当地立足。这里就出现了一种两难困境:党员一方面要自谋生路,一方面又要开展革命工作,二者很难兼顾,常顾此失彼。“因为经费无法筹划,省委和西安市工作的同志两三人每天都是忙于混吃的。”

　　四、结论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共遭受重创,在此后的数年它都处于一个艰难的恢复时期。作为地方党组织的陕西地下党在自身发展和推动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过程中取得了明显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有其复杂原因,同时又促使陕西地下党调整策略以适应生存发展。

　　(一)从党员的社会构成看,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政党,中共本该以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作为自己的主导力量。而中国社会阶级构成和当时革命形势的实际状况,却迫使它将重心转向农村,主要在农民中发展新党员。这个时期参加革命的农民多数是盲目被动的,而且由于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造成农民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目光短浅、缺乏革命理想等缺点。但既然党转向农村发展,就必须面对广大农民身上的种种特性,并适应这种状况继而改造农民,也正是在适应改造过程中陕西地下党在农村站稳了脚跟。

　　(二)中共一直以“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着称,但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地方组织的实际运作与其理想状态尚有较大差距。此时的陕西地下党组织结构不完整,支部有名无实;党员滥收滥拉,素质不高;信息联络不畅通,中央的指示难以贯彻到基层组织;经费短缺。虽然这些问题和困难多是难以避免,亦在情理之中,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此时的陕西地下党的实际运作与其理想状态尚有较大距离。这样的陕西地下党在白色恐怖下如何生存和应变,如何继续革命事业,则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其面临的首要考验。

　　(三)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地下党虽然存在着种种问题,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创建了陕甘边、陕北等革命根据地。这些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陕西地下党正视实际,改变革命策略。为求生存和发展,党不得不转向农村,不得不牺牲组织系统的严密性和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来换取农民的大量加入。另外由于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陕西地下党避免了中央的一些错误指示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陕西的影响,或许正因为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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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目前陕西工作决议案[A]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年-1936年[Z].内部资料:164.

　　[11]陕北特委给河北特委报告—关于组织状况及游击队等问题[A]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年-1936年[Z].内部资料:274.

　　[12]韩城县委关于少波被捕及县委工作等给省委的报告[A]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5年-1936年[Z].内部资料:359.